《金薔薇》讀后感
《金薔薇》讀后感
康·帕烏斯托夫斯基在《金薔薇》中的《一部中篇小說的寫作經(jīng)過》中提到一位少女被淹死后的情景，
《金薔薇》讀后感
。他寫到：她躺在棺材里，顯得說不出的美麗，一雙浸濕的沉重的金色辮子搭在兩邊，慘白的唇上掛著一抹歉仄的微笑。
有一個老婆婆對我說：
“你不要看她，親愛的，不要看。因為這種美看了使人心碎。最好別看。”
但是我不能不看安菲莎。我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那比死還強的無限的女人的愛。
其實，為愛殉情的少女在這個世界并不少見，但令我心靈震顫的是，從那老婆婆的嘴里居然說出了這樣的話：“因為這種美看了使人心碎”。
如果，是發(fā)生在中國，不論是農村，城鎮(zhèn)，我們的老婆婆們或我們會說什么呢?最多，不過搖頭嘆息說：“可憐啊(如果是四川，就是‘造孽哦’)……”然后議論一番，紛紛散去。會有一個人發(fā)覺她的美嗎?
真正的悲憫不是口頭表達的同情，那種同情還含有好奇心的滿足感，自己高于他人處境的優(yōu)越感。真正的悲憫是在深深了解并體味他人的苦難，用愛去了解另一個個體。
“因為這種美看了使人心碎。最好別看”。是的，一個俄羅斯的鄉(xiāng)下老婆婆說出這樣的話，讓我的心熱熱的酸楚起來，這是怎樣的一個苦難深重的民族，又是怎樣的信仰和榮耀啊。
《金薔薇》寫于蘇共專制時期，但康·帕烏斯托夫斯基卻在看似談論文學創(chuàng)作的隨筆中，展現(xiàn)了人性在被圣靈的光輝照耀的悸動與震顫。正如《珍貴的塵土》，帕烏斯托夫斯基本人就是那位退伍兵夏米，這個笨手笨腳歷經(jīng)炮火洗禮和生活磨折的老人，為了蘇姍娜這個小女孩，他把這些珍貴的黃金微塵收集在了一起，將其鑄造成一朵金薔薇，插在耶穌受難的十字架上……
《金薔薇》讀后感
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金薔薇》,這部“關于作家勞動的札記”,這部用清新雋永的文字寫就的“抒情的文藝理論著作”已被許多人奉為經(jīng)典，令人愛不釋手，甚至成了眾多文藝愛好者的“枕邊之書”了。正如劉小楓在他的隨筆《重溫<金薔薇>》中回憶道:“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與共的伴枕書。我們這一代曾瘋狂地吞噬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著語錄的教誨。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竟然會被《金薔薇》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給取代了!我們的心靈不再為保爾的遭遇而流淚,而是為維羅納晚禱的鐘聲而流淚。”
也有人為之達到了癡迷的地步“我把這本書連續(xù)讀了兩遍，就著魔似的喜歡上了那個叫帕烏斯托夫斯基的蘇聯(lián)人喜歡上了這本《金薔薇》。我?guī)缀跽也坏胶线m的語言來形容當時的感覺，只覺得似乎自己沐浴在朗月清風中，感到心曠神怡;又似乎漫步在春花遍野的大草原上，頓覺天高路遠;更似乎渾身三萬七千個毛孔都舒坦極了。”(聞君《金薔薇：散發(fā)沁人心脾的芳香》《遼寧青年》2004年第20 期。)
和聞君類似的觀點，也有人這樣贊美過“掀開這本書 , 森林、草原、湖泊的氣息撲面而來 , 那樣新鮮、強烈和濃郁 , 仿佛重返童年的感受。”(彭程《<金薔薇>與一個消逝了的夏天 》《光明日報》 2004年04月22日。)
然而這朵用淡淡的詩意陶醉了所有人的“金薔薇”已不僅僅是些許關于藝術創(chuàng)作的感想,也不僅僅是一種創(chuàng)作上的啟發(fā),更重要的是她代表了一種詩意的眼光、一種神思的儲備、一種真性情、和一種人格境界……這也就是我下面將要論述的藝術家在藝術創(chuàng)作時應該具備的素質。
藝術家是藝術作品的創(chuàng)作主體，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居于重要地位。沒有藝術家，也就沒有藝術的存在。那么藝術家是一種什么樣的人?需要什么素質與修養(yǎng)呢?這是藝術學應該回答的問題，也是《金薔薇》向我們提供的一種思考。
首先，藝術家應該具備真性情。
“所謂真性情，是指人們對待世界的一種態(tài)度，它率性而發(fā)，因其自然，真摯誠懇，不假矯飾，常常表現(xiàn)為兒童般的赤子之心……”(張同道：《藝術理論教程》，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正如《金薔薇》中帕烏斯托夫斯基這樣認為“童年時代的太陽要熾熱得多，草藥茂盛的多，雨要大得多，天空的顏色要深得多，而且覺得每個人都有趣極了。”“在孩子看來，每一個大人，不論是提溜著一套發(fā)出刨木屑味的木工工具的木匠，還是知道草為什么會是綠顏色的學者，都有幾分神秘。”(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見《幾朵木花》，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孩子總是對這個世界抱有很多興趣，孩子的心境是沒有被世俗污染過和左右過的，那是上帝賜予的禮物，那往往最接近自然。所以作者接著又肯定了這一觀點，即作家是具備這種赤子之心的：“要是一個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長的冷靜的歲月中，沒有丟失這件禮物，那么他就是個詩人或者是個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見《幾朵木花》，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這在其以后的創(chuàng)作中也證實過，沒有哪個缺乏童心的人會說“走，咱們瞧雷(復數(shù))去!”(“雷”這個單詞在俄語中式不用復數(shù)的。)而只有因為打雷而興奮不已的孩子或者具有童心的人會這樣使用，“小男孩把這個詞說成復數(shù)也有它的道理，因為那天的雷雨鋪天蓋地而來，一下子四面八方都想起了雷聲……使我想起了但丁在《神曲》中所說的‘陽光緘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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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薔薇》讀后感》(http://www.oriental01.com)。這兩句話都是概念的易位。然而這種易位給予了詞匯非同尋常的表現(xiàn)力。”(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見《鉆石般的語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童心的具備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它可以使你的思維更加的無拘無束、想象更加天馬行空、語言更加脫離庸俗達到“陌生化”的效果。其實在中國，也早已有人將“真性情”視為創(chuàng)作之重，春秋時代的老子名李嬰;現(xiàn)代藝術家、一代高僧李叔同出家之后也自題為嬰，他們都希望自己有嬰兒的性情。明代的思想家李贄倡導“童心說”，他認為童心是藝術的源泉，是藝術的基本性格。“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焚書·童心說》)“他的美學標準是童心，天下最美的`文章，必然出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 (潘運告：《美得神游——從老子到王國維》，見《李贄論志文出于童心》，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因為童心是真摯的、天性自然、無拘無束。藝術家需要的就是真性情，這使他們保持了對世界和人生的真摯態(tài)度、深求興趣、自由想象與大膽創(chuàng)造。
宗白華先生也提到過“真性情”的概念，在《美學與意境》中，他以贊賞與企羨的口吻談到近代藝術家的“一往情深”：
晉人藝術境界造詣極高，不僅是基于他們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個性，生機活潑，更主要還是他們的“一往情深”!……深于情者，不僅對宇宙人生體會到至深的無名的哀感，擴而充之，可以成為耶穌、釋迦的悲天憫人;就是快樂的體驗也是深入肺腑，驚心動魄;淺俗薄情的人，不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謂真樂。(宗白華：《美學與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
其實，在我看來，所謂“真性情”，除了張同道《藝術理論教程》一書中的定義之外，還應包括一層含義，那就是“愛”。即除了孩童般的赤子之心之外，藝術家還應具有“大愛”，大愛無聲，大愛無言，但是，大愛卻是人之善所體現(xiàn)，也是一個優(yōu)秀的藝術家應該具備的“真性情”之一。正如銀川市文聯(lián)主席郭文斌所奉承的那樣“一個正直的文化人應該向這個世界發(fā)出正直的聲音，那就是愛，沒有區(qū)別的愛。”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秦文君也說過“作家心里要多有點愛，這樣生活會更美，世界就會更和諧。”這也正如帕烏斯托夫斯基借《夜行的驛車》中的安徒生的溫馨理想，表達出來的深深愛意，一種偉大的奉獻之愛一樣。安徒生為了想象中的愛而放棄了現(xiàn)實中的愛，為了給世人帶去童話的歡樂，安徒生放棄了幸福。“為了這些童話，我斷送了自己的幸福，我錯過了時機。”如果說，安徒生為了大愛而奉獻了自己的小愛，那么帕烏斯托夫斯基奉獻給世人清新雋永的散文詩篇，亦是他飽經(jīng)苦難洗禮的愛的箴言。
這在《金薔薇》的開篇就非常明顯地體現(xiàn)了。我之所以決定將理論著作由一開始《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改為現(xiàn)在的《金薔薇》，也正是因為自己深深地被它的第一篇文章《珍貴的塵土》所打動了。那是一種默默的祝福和犧牲自我的愛的主題!夏米為了蘇珊，那樣的懷著一腔堅韌的愛與理想去尋覓、積攢、打造一朵金薔薇，正如藝術家為讀者孜孜不倦地創(chuàng)作一件又一件藝術品一樣，從點點滴滴積聚起的塵土，從四面八方凝聚起來的絲絲素材，再融入藝術家的愛，這樣一件光彩照人的藝術品就誕生了，誕生于大愛之中，誕生在有機的組合之下……
其次，藝術家應該具備人格品質。
這里的人格品質不是指普遍道德意義上的好人品質，而是由靈魂深處生長起來的精神之樹，它是一種使命感、一種良心的精神品質、一種敢于挑起苦難之擔的剛毅之心。
帕烏斯托夫斯基在《摩崖石刻》中就涉及到這個問題，“作家的寫作不是一種墨守成規(guī)的手藝，也不是一種行當。作家的寫作是一種使命。”(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見《摩崖石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這種使命來自于他自己心靈的召喚，“良心的聲音對未來的信念不允許一個真正的作家像一朵不結實的花那樣在世上度過一生，而不把充滿他內心的巨大、豐富的思想和感情，慷慨地、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人們。”(同上。)可見，作家的良心是驅使其內心強大使命感形成的動力，所謂一個藝術家，你就必須具備這樣的一種良心，即一種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良心，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充分趕到快樂。(薩爾迪科夫——謝德林：“一個作家只有當他確信自己的良心同他人的良心一致的時候，才會充分趕到快樂。”)
屈原懷沙沉流，“雖九死其猶未悔”，且要留下《楚辭》以完成自己作為一個忠臣和藝術家的使命，這是怎樣的一種人格品質?
魯迅終生戰(zhàn)斗，“我以我血薦軒轅”，也要為振興中華、探尋救國救民之路而扛起千斤重的擔子，以一種良心的使命感將自己無私奉獻給文藝事業(yè)和與敵人的斗爭之中，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氣魄精神?
而這種偉大的使命感和承擔之心，是和作家所經(jīng)歷的苦難休戚相關的。身為作家，就要有著“為藝術而受苦”的準備。福樓拜就具有那種和自己筆下的人物共患難的品格，以至于“他們所遭遇到的一切，作家本人也都如同身受。”“大家都知道，福樓拜在描寫艾瑪·包法利服毒自殺時，覺得自己身上也出現(xiàn)了中毒的種種征兆，以致跑去請醫(yī)生急救。”(帕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見《似乎無足輕重》，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福樓拜是個名副其實的受難者。”帕烏斯托夫斯基如是宣稱，而我認為正是這種受難的精神才得以使他寫出好的作品，整天只知道在金碧輝煌的宮殿里享樂的貴公子是不會體會到人民的苦難、不會產生能使人感同身受的使命感、也同樣很難寫出令人驚嘆的作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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