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陳壽與《三國志》評價的幾個問題
摘 要：陳壽撰《三國志》，為中國歷史留下了一部具有高度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名著，也使其本人躋身于著名歷史學家之列。但該書問世后即因所持正統(tǒng)觀及取材詳略等頗受爭議，甚而有人對其史德提出質疑。本文梳理了自晉迄清的有關資料，對陳壽的史德、《三國志》的詳略、所持的正統(tǒng)觀幾個問題表達了筆者的看法。
關鍵詞：陳壽 三國志 史德 史才 正統(tǒng)觀 黃恩彤
公元265年，司馬氏受禪于魏，隨后滅蜀平吳，統(tǒng)一中國，建立晉朝，三足鼎立的魏蜀吳遂成歷史。由蜀入晉的歷史學者陳壽（233-297）作魏、蜀、吳《三國志》，深為時人推許。唐人房玄齡（579-648）等修撰的《晉書·陳壽傳》記載：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逼錇闀r所重如此�！灯吣瓴∽�，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庇谑窃t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1]
可知陳壽《三國志》寫成后，先是在部分學者、高官中流傳，并得到高度評價，司空張華（232-300）甚至以撰著《晉書》相期許；至其身后，《三國志》被朝廷錄入禁中，列為前代國史，從而確定了他繼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后史學大家的地位。
但此書在給他帶來巨大聲譽的同時，也帶來不少麻煩。今就歷史上關于陳壽與《三國志》的幾個問題試作梳理，并談談筆者的看法。
一、關于陳壽的史德
《三國志》在今天看來，固然是一部古史，但在當時，卻是一部當代史，志中人物或尚有在世者，或本人不在世而其子孫正在位。書中褒貶，自然難以各稱其意。于是便有一些謠諑流傳開來，有的甚至被后人寫入史傳。同樣是唐人所作的《晉書·陳壽傳》里，就有這樣的記載：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或云”者，“有人說”也，無從考也。這些傳言如能成立，則不僅陳壽之史德值得懷疑，《三國志》能否稱為“信史”也頗成問題。
不過這些傳言，已為擅于較真的清代學者們所發(fā)現(xiàn)，并試圖加以辨正。
對于二丁該不該立傳，乾隆時學者潘眉（1771-1841）在所著《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奸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于陳思王，冀搖冢嗣，啟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稌x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同時如徐幹、陳琳、阮瑀、應瑒、應璩、劉楨、吳質、邯鄲淳、繁欽、路粹、楊修皆無傳，益足證《晉史》之誣�！盵2]潘眉之說先是立足于曹氏兄弟繼嗣之爭的是非，或不無偏頗，但他指出當時的文學之士均無傳，二丁自無立傳之由，則是有說服力的。
據(jù)現(xiàn)存史料來看，二丁均為文學之士，陳壽乃建安年間文學之士，所推重者為“七子”（因為曹丕當時即以“七子”名之），于其他文士則以“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3]一筆帶過，都沒有專門立傳，而二丁的行跡已見于《陳思王植傳》中。因此，沒有專為二丁立傳，并沒有不合情理之處。
其實，可以證明“索米”之虛妄的直接證據(jù)就在《陳思王植傳》中。《陳思王植傳》中明文記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4]�！币�，曹丕所以襲封魏王（時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即對二丁痛下殺手，乃是因為他們要擁立曹植，廢黜自己的太子之位，此所謂不共戴天之仇，盡誅其男口，意在斬草除根，不至留有孑遺。即或有之，亦必隱姓埋名，遠遁天涯，老死他鄉(xiāng)。豈能于三分歸晉之后二丁還有兒子在世，并且公然現(xiàn)身于通都大邑，以至被陳壽“索米”呢？所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之說為不根之談，即此可知。
當然，若按裴松之注引《魏略》，似乎曹丕所殺僅丁儀自身，并未滅門；但裴注所引《魏略》顯然并非丁氏全傳，因為引文對丁廙之死即無交代。裴注所引，在于補充二丁生平資料，并非駁正陳壽“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之說；換言之，對于二丁慘遭滅門，裴松之并無異議。
陳壽因“索米不得”而不為二丁立傳的說法，最早見于晉人裴啟的《裴子語林》[5]，該書屬于小說家言，不經(jīng)甄別，難以為據(jù)。《晉書》把這樣的流言蜚語寫入傳記，顯然是很不嚴肅的。
關于陳壽是否對諸葛父子有意貶損，乾隆間學者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
（《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定《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chǎn)，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逼漤灴酌骺芍^獨見其大矣。[6]
這一辨正顯然是有說服力的。咸豐間學者黃恩彤（1801-1883）在《三國書法》中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陳壽）論其（按指諸葛亮）器能政理，則比之管仲、蕭何；論其黎庶追思，則比之召公、子產(chǎn)；及論其文之丁寧周至，則比之周公。陳壽之推尊丞相者至矣哉！世俗猶云有所不滿，何哉？”[7]此段可以看出，陳壽對諸葛亮綜合評價已至極致，而其欽仰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間，決非挾有私怨者所能矯飾發(fā)出。對此，凡認真讀過《三國志·諸葛亮》者自有公論，故《晉書》陳壽貶損諸葛之說不攻自破。 至于“世俗猶云”陳壽對諸葛亮“有所不滿”，除了《晉書》的惡劣影響之外，應該還和當時《三國演義》已經(jīng)大行于世有關。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價《三國演義》：“至于寫人，亦頗有失。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智而近妖�！盵8]和《三國演義》中被神化了的諸葛亮相比，《三國志》中的諸葛亮顯然不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理，淺薄之徒遂輕信陳壽對諸葛亮挾有私怨之說，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此類世俗淺見，治史者自當摒棄勿論。
綜上所述，兩個傳言均不成立，陳壽的史德自應恢復其清白。
二、關于《三國志》的詳略
歷來有不少人認為，《三國志》敘事“失之于略”，記載史實有不少脫漏。這方面的批評主要見于南朝宋時裴松之（372-451）所撰《三國志注》。裴松之在寫給宋文帝的《上三國志注表》中說：
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9]
可知認為陳壽《三國志》“失之于略”的，首先是宋文帝，裴松之作《三國志注》，是奉他的旨意進行的。對所認為的陳壽的疏略和脫漏，裴松之做了大量的.增補。他說：“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蛲f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10]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二百三十種以上[11]，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shù)幾乎與原文相當[12]。也正因如此，裴松之一向被視為陳壽的功臣。
但對這一批評亦有完全不同的意見。黃恩彤在其所著《三國書法》序言中說：
昔陳壽作《三國志》而裴松之為之《注》，《志》所未備以《注》補之。故論者以松之為壽功臣。竊謂松之非知壽者也。松之論壽書以為“銓敘可觀，事多審正”，是已；而病其“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不知壽書之略，略所當略也�！蹲ⅰ匪龝瑝鄯遣恢�，特削而弗書耳，非脫漏也。史家之例，有書有不書，一斷以義而已。今裴氏繁征博引而寡所取裁，非惟不知壽，亦不知史也。[13]
在黃恩彤看來，陳壽是“略所當略”，有意對大量資料“削而弗書”，裴松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繁征博引”所作的注，不是為陳壽幫忙，而是暴露了他本人史識的淺薄。這話當然有偏頗之處。裴注保存了大量當時的史料，無論如何是一大貢獻。而裴注所引諸書，有不少成于陳壽之后，陳壽要全都“知之”，也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說裴注增加內容有不少違背了陳壽作史本義，則無疑是成立的，蓋因時移世異，所見不同。陳壽需要回護的，裴松之無須回護；陳壽心存忌憚的，裴松之則無須忌憚了。
三、關于陳壽的尊魏抑蜀
東晉習鑿齒不滿于陳壽的“尊魏抑蜀”，另撰《漢晉春秋》，記三國史事，以蜀漢為正統(tǒng)，認為晉雖受魏禪，但繼承的卻是漢代的統(tǒng)緒�！端膸烊珪偰刻嵋吩摷按耸�，云：
其書（《三國志》）以魏為正統(tǒng)，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tǒng)，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tǒng)，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跡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14]
紀昀（1724-1805）的評論勾勒出了對陳壽尊魏抑蜀持否定意見的源流，即由習鑿齒發(fā)其端，至朱熹而張大其事。由于朱熹后來在中國學界的特殊地位，其《通鑒綱目》的影響甚大，以至南宋以后的讀書人往往以其是非為是非，“無不是鑿齒而非壽”，乃至牽連到持類似觀點的司馬光及《資治通鑒》。紀昀雖然懂得知人論世，看到了陳壽“欲帝漢逆而難”，并對宋代諸儒的分歧給予了合理解釋，但他又認為“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這說明他自己也深受朱子《綱目》的影響，為蜀漢正統(tǒng)說所拘囿。
與紀昀同時的錢大昕（1728-1804）在為其弟大昭（1744-1813）所著的《三國志辨疑》作序文中則說：
魏氏據(jù)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后吳，又于《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娓娓數(shù)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后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為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為之。吳蜀既亡，群然一詞，指為偽朝，乃承祚不惟不偽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15]
在錢氏看來，陳壽處于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能“正三國之名”，沒有把《三國志》僅僅做成《魏志》，把吳蜀視為偽朝，已經(jīng)是難能可貴的了。何況他還盡其所能為蜀保存了“季漢”之名，視之為漢之余脈呢！所以他盛贊“陳承祚《三國志》，創(chuàng)前人未有之例，懸諸日月而不刊者也”。（同上）他的知人論世，顯然超出紀昀遠甚。而其從著史體例創(chuàng)新的角度著眼，更是別有見地的。
黃恩彤的《三國書法》較此更進一步，在承認“壽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的同時，指出陳壽表面的抑揚與實際的褒貶其實是兩回事：
壽以羈旅之臣處孤危之地，乃敢奮其筆舌不避嫌疑，獨不為家族計乎？故壽之尊魏抑蜀，有所不得已也。然其為書，簡而不漏，詳而不贅，尊魏而不掩其惡，抑蜀而不沒其實，諱晉而不滅其跡，微而顯，曲而直，隱寓夫褒貶而顯示夫懲勸，動有合于《春秋》之書法焉，真良史哉！[16]
這大概是對《三國志》“書法”方面最高的評價。黃恩彤認為，雖然陳壽表面上不得不以曹魏為正統(tǒng)，但其內心則是尊蜀抑魏的，因而他在記述曹魏和蜀漢史實時，多處運用《春秋》筆法進行褒貶。其實，黃恩彤《三國書法》一書乃有所為而作，旨在為陳壽辨正。在這部專著中，黃氏從《三國志》的目錄、稱謂、詞句選擇、材料取舍等許多方面列舉出大量例證，并就寫曹魏與寫蜀漢隨時加以比較，說明陳壽對曹魏明尊暗貶，對蜀漢似抑實尊。應該說，他列舉的例證大多數(shù)頗有說服力，至少是言之成理的。從這一點上說，黃恩彤可謂陳壽的千古知音。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曾批評陳壽：“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托始于魏文，而托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敘記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17]就是說，魏國歷史應從魏文帝曹丕禪漢開始，對此即便司馬氏也是無從責難的，陳壽卻從曹操開始，這本是可以避免的失誤卻沒有避免。紀昀此說看來頗有道理，人多從之。但黃恩彤卻認為，陳壽這樣做并非真的在尊魏，而是別有深意的：
自初平元年訖建安二十五年，皆以獻帝紀年，雖空名虛器猶若贅疣，而漢固未嘗亡也。然則何以不書漢？漢名而魏實，書漢則沒其實也。魏之太祖意中無漢久矣，此二十五年，漢未嘗亡而直書曰魏，不予以存漢之功，而明著其無君之罪也。[18]
經(jīng)他這樣一番辨正，陳壽寫建安間史事而名之曰“武帝紀”（目錄中則稱“武帝操”），表面上高抬了曹操，實質上卻是有意貶損其形象的。更有意思的是，陳壽敘述曹操的出身，先說其為“漢相國參之后”，又說“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yǎng)子騰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黃恩彤對此的解讀是：
曹為參后，固漢之世臣也，騰閹而參之胤絕矣，嵩不得為參后也。他傳記并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此云“莫審其生出本末”者何？疑之也。猶陳琳《檄》所云“乞丐攜養(yǎng)，贅閹遺丑”之意也。疑嵩所以深詆操也。[19]
看似前后齟齬的一段家世簡介，竟然是故作疑似之詞、“罵人不帶臟字”的好例。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陳壽運用《春秋》筆法之精妙，亦可見黃氏讀書善于由表及里，獨能會心于作者。《三國書法》一書大率類此，不再贅舉。概而言之，此書對研究陳壽與《三國志》，是一份極有助益的參考文獻。
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黃恩彤所作辨正的局限也是明顯的。他雖然與朱熹以尊蜀抑魏為旗幟有所不同，對陳壽《三國志》書法的理解更進了一層，不僅沒有責怪陳壽，反而揭示出了陳壽的良苦用心，但是在正統(tǒng)觀念上，卻是與朱熹如出一轍，并未跳出其窠臼。
中國歷史上的統(tǒng)緒傳承，最為普遍認可的是中原地區(qū)正統(tǒng)觀。三國鼎立時期，曹魏占據(jù)了中原地區(qū)和廣大的北方，蜀和吳則各偏居一隅，如果拋開了僅以血緣關系論正統(tǒng)的偏見，以曹魏為正統(tǒng)實在是無可非議。陳壽盡管是出于時勢所迫才作此布局，但無疑是記載了歷史的真實。當時撰寫三國的史書有許多，唯獨他的《三國志》列為正史廣為流傳，本身就是對其史才、史德的最好肯定。
注釋：
[1]房玄齡等：《晉書·陳壽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138頁。
[2][清]潘眉：《三國志考證》，嘉慶十五年刻本，卷五，第3頁。
[3][晉]陳壽：《三國志·魏書·王粲二劉傅傳》，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02頁。
[4][晉]陳壽：《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61頁。
[5]《裴子語林》原書已佚，今有清人馬國瀚、王仁俊及魯迅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叢書收錄有王根林據(jù)魯迅《古小說鉤沉》校點的新本，關于陳壽索米的內容見《西京雜記》（外五種》2012年版，第110頁。
[6]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卷六“陳壽論諸葛亮”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31頁。
[7][清]黃恩彤：《三國書法》卷九，咸豐七年刻本。
[8]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107頁。
[9][10][14][17][晉]陳壽：《三國志》附錄，第1471頁，第1473頁。
[11]關于裴注引書數(shù)量，清代以來學者統(tǒng)計不一，本文數(shù)據(jù)依據(jù)陳垣《三國志注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
[12]關于裴注字數(shù)，宋人晁公武、清人李龍官均以為注文字數(shù)為陳壽正文的“數(shù)倍”或“三倍”。但據(jù)今人崔曙庭根據(jù)金陵活字本統(tǒng)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裴注字數(shù)并不多于正文字數(shù)，但接近于正文字數(shù)。見崔曙庭《〈三國志〉本文確實多于裴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13][16][清]黃恩彤：《三國書法·序》，清咸豐七年刻本。
[15][清]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二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頁。
[18][19][清]黃恩彤：《三國書法》，清咸豐七年刻本。
（魏伯河 濟南 山東外事翻譯職業(yè)學院 2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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