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現代主義與科學實在論論文

　　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從后現代性與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現存性、后現代主義趨勢與科學實在論的轉向以及解構戰(zhàn)略與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特征這幾個方面，去闡釋后現代主義與科學實在論之間的關聯(lián)，從而說明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間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發(fā)展趨勢。

　　自本世紀中葉以來，后現代主義思潮逐漸地席卷了整個西方哲學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它以分離、解構、消解和非中心化為特征的“后現代性”，具有著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和反表征主義的實質；因此，它沖擊了以認識論為核心的現代思想框架，為傳統(tǒng)的形式、觀念和價值標準的可接受性帶來巨大的震撼。無論人們如何去評價或褒貶后現代主義的真正意義，其廣泛的效應都是不容忽視的。不言而喻，這種效應也不可避免地在科學哲學領域中泛起它的漪瀾。當“后現代性”滲入科學實在論的研究中時，后現代科學實在論便孕育而生，并作為整個后現代的思潮的組成部分自然而然地打上了這一時代的烙印。

　　一、后現代性與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現存性

　　一般地講，人們用“后現代主義”一詞去描述文化領域中的后現代運動及其現象，以區(qū)別于現代主義運動、本文和實踐；而用“后現代性”一詞去描述伴隨后現代運動而呈現的一切可標榜的后現代特征。然而，事實上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后現代理論，或者一致的一組立場。后現代理論的繁雜性和立場的多元性，是后現代主義運動令人眼花繚亂的一個基本狀況。所以，“后現代”概念本身只是表明了一種文化、社會、政治和哲學等等發(fā)展的歷史趨向性，而不是任何一個確定不變的理論。在這里，歷史的趨向性與理論的特殊性決不是等價的。無論如何，當后現代主義在對歷史作出嘲弄式的批判或否棄的形式下，試圖去重新定位當代文化的走向和基點時，它們也自然地構成了一種影響科學自身發(fā)展的特定人文環(huán)境或人文途徑。從這一相關性上講，后現代主義運動至少體現了以下幾點后現代性特征：

　　第一，后現代主義是一種“反科學主義”的理智運動。后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在于，它要向所有相互對立的理論、范式和學派都共同遵循的某種元科學綱領挑戰(zhàn)。它批判了現代主義認為科學本身是一個具有特權的理由形式或真理媒介的觀念；反對唯有科學知識可以被安全地建構的科學主張；駁斥了現代主義堅持科學理論具有保證科學研究概念基礎作用的思想，否棄了現代主義以為科學是或者應該是價值中性的立場；強調了科學的實踐的和道德的意義；展開了與一致性地建構科學真理的信仰的爭端。一句話，“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就是，它批判了認為科學認識是普遍的，因而它能夠通過非語境的方式予以證實的主張�！盵 1]從而擎著“反對科學主義”的旗幟，在批判現代主義中，重新構置科學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聯(lián)，以及科學、本文和敘述之間的聯(lián)結。

　　第二，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新的文化經驗”。60、70年代以來，高科技的應用、傳輸媒介的爆炸、政治形式的變換、資本主義經濟的動蕩、新的時空經驗的感受以及社會主體性的突出等等，這一切促使了后現代主義在科學上導向了一種新的文化經驗，并以此來對抗那些元理論的理性經驗。這種新的文化經驗的本質就在于，它把社會看作是由無限多的生成意義的文化載體所構成的，一切都是相對地自主的和自足的，都服從于它們各自的獨特軌跡，都有其自身的真理的有效性條件。換句話講，在這種新的文化經驗的框架內，一般的理論標準被消除了，普遍的基本概念的分析和說明被解構了，一切都訴諸于特殊的文化經驗的直接意義，其典型的口號就是“真理的標準是依賴于語境的�！保�1，p6］

　　第三，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批判性的解構戰(zhàn)略，后現代主義抱著懷疑和疾世如仇的態(tài)度去看待世界和本文，其目的并不在于獲取最大限度的清晰理解，而在于批判和摧毀；在于有意識地去“錯解”或“錯讀”，而不是理性地建構和邏輯地抽取；并不訴諸于任何權威，而是玩那些當我們煩惱時可以改變其規(guī)則的游戲，“其信條就是：別對任何事情太認真，這不值得煩惱�！盵2]因而， 它試圖破除所有已確立的科學學科之間的邊界，去講說超學科的論述，并讓表達、真理、理性、體系、基礎、確定性、因果性和意義等概念，在對歷史和現實的嘲諷中消失。而其根本性的戰(zhàn)略目的，則蘊存于摧毀、解構、取代、破壞、區(qū)別、斷裂、消除、分解、不確定、非中心化、非神秘化、非整體化及非正統(tǒng)化等等這一系列批判性的概念之中。[3]后現代主義運動的一切形式和內容、動機和目的、手段和途徑，都需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解構戰(zhàn)略去實施和實現。正是這一戰(zhàn)略，構成了后現代主義自身。

　　不言而喻，從后現代特征中所表現出來的后現代主義的人文精神，把“反科學主義”作為其反傳統(tǒng)的一面旗幟，把“新的文化經驗”作為反基礎主義的一只號角，把“解構戰(zhàn)略”作為反本質主義的一場沖鋒。在這里面所蘊含著的反理性主義、反權威主義和反教條主義的趨向，不能不作為普遍的后現代性本質影響“后現代科學哲學”的發(fā)展。

　　然而，“后現代”科學實在論僅僅是“后現代性”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中的某種時代的映射或影響，它并不等同于后現代文化或藝術中的任何特殊的人文主義流派。同時，后現代科學實在論也絕非任何單純的、抽象的允諾，而是具體地和內在地滲透于科學的理論、歷史和社會的研究之中。在這個意義上，對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理解應當是多形態(tài)的、多層次的和多視角的。對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后現代性”的理解過于狹窄，將會抹殺當代科學實在論發(fā)展的多樣的趨向性及其真實的意義，也將失去把握它的“后現代性”跳動的脈搏。在這里，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存在性，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某種確定的“組織形態(tài)”或貼有標簽的“理論模式”；而在于在當代科學實在論的發(fā)展中，它是否產生或具有某種滲透著“后現代性”研究視角和方法的轉換、趨向的調整或認識論基點的重新定位。從本質上講，后現代科學實在論是一種“無形的”思想傾向或方法論趨向，它的存在性就恰恰在于這些傾向或趨向之中，所以，后現代科學實在論僅僅是一種科學哲學的“研究戰(zhàn)略”，而不是任何固定不變的教條或模式；提出“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概念，正是為了更準確地去把握當代科學實在論進步的某些時代的特征，而不是其它。從這個意義上講，后現代科學實在論就不是什么不可捉摸的“神話”，而是可感知的“現實”了。

　　但是，與整個后現代主義的人文精神所不同的是，后現代科學實在論仍然高舉著科學理性的旗幟，把堅持、弘揚和發(fā)展科學理性作為其奮斗的宗旨。它的后現代性僅僅在于，弱化規(guī)范理性對科學活動的強約束，延展科學理性運動的疆域，開拓實現科學理性的新方法，在科學主義的精神中引入人文主義的精神，把科學的社會化和社會化的科學看作是一致的，從而在科學哲學的研究中，推進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所以，后現代性在科學實在論中的表現是曲折的、非直觀的和深層的。但這正好表明了后現代性在科學實在論研究中的時代性、必然性和深刻性。我們不能用前者來否定后者，也不能用后者來簡單地代替前者。事實上，人們否認后現代科學哲學的存在，是否認了反科學主義在科學哲學中的存在，決不能否認后現代性特征在科學哲學中的展開；后現代科學實在論者們諱言自己是后現代主義者，但卻絕消除不了在他們理論中所滲入的后現代性的研究趨向�？傊�，對于科學實在論的這種時代性的走向，應當作具體的、歷史的分析，而不能僅僅囿于形式上的言詞。

　　二、后現代主義趨勢與科學實在論轉向

　　在后現代主義的運動中，盡管派別林立，觀點繁雜，但卻存在著兩種最基本的、既相互區(qū)別又相互滲透與融合的傾向或趨勢。一是以萊奧塔德（Lyotard）為代表的局域論的趨勢， 強調世界已被破碎成了局域的、自主論述的世界，試圖發(fā)展被稱之為后現代條件的“萊奧塔德描述”。二是以德里達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的趨勢，強調后結構主義的因素貫注于后現代的意義難題。從而導致了一種將意義看作是可逃避的和不可靠的觀念立場。這兩種趨勢均從不同的層面和視角，對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轉向產生了潛在的和間接的影響。

　　首先，消解和摧毀元論述的神圣性及其尊貴地位是局域論趨勢的根本宗旨。萊奧塔德對后現代主義趨勢的途徑做了這樣的描述：“對于語言游戲的非同質本質的認可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確定一個游戲規(guī)則的任何一致性和在其中可行走的步驟必須是局域的……，因而，這一趨勢傾向于有限的無論證的多樣性，并且這種論證涉及了其在時空中的限制�！盵4]這也就是說， 后現代世界被看作是破碎成諸多孤立世界的世界，它是在不能由任何基本的元論述所統(tǒng)一起來的局域論述的多元性中，各種要素的隨機組合。

　　正是從這一基點出發(fā)，局域論趨勢要表明：

　　1、科學本身并不是同質的論述， 而是多樣研究領域和行為的“空洞標簽”；事實上，存在著多樣的玩其自身游戲和產生其自身局域規(guī)則的科學。

　　2、后現代哲學已中止了對其自身傳統(tǒng)特權的欣賞。因為， 哲學既不能超越世界的多樣性而僅僅提供單一的形而上學洞察，也不應提供對于世界的單一認識論的線索。傳統(tǒng)的哲學家們實際上只是生產著標準、規(guī)范、規(guī)則和陳詞濫調等等的集合，而人類理智和文化的物質性和豐富性都被褻瀆了。

　　3、主體總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信仰和語詞的集合中去把握對象，因此中性的觀察者不存在的。與此相關，理性既非約束于語形，也非僅僅由邏輯來規(guī)定，而是依賴于語境并歷史地被決定的。

　　4、 人們不可能在一個本文中抽出或證實某一永恒不變的教條或啟示，后現代主義追求的是評價的多維空間，而意義恰是在多維空間中傳播的。因而，當使用“批評”一詞時，并不意味著“說明”而是意味著“刺激”。本文解構的實質就是要從單一的解釋走向多維的評價，由教條性的說明走向啟迪性的刺激，由守舊走向破除，由一統(tǒng)走向多元。

　　總之，局域論的趨勢反對用元論述去統(tǒng)一局域論述；強調案例分析而不顧基本的理論背景和系統(tǒng)的建構；不注重對一般特征的沉思，而突出對結構和組織形態(tài)（科學、文化、社會建制等）之間的相互關聯(liá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多元的論述以特殊方式存在著與科學的聯(lián)結，而科學以多重層面與社會相互作用，以致于不存在孤立的科學哲學的領域，人們對于科學哲學之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及心理的分析，不應再受到狹隘科學哲學的歧視。

　　其次，解構和放棄邏輯及任何本文的規(guī)則是后結構主義趨勢的核心目的。局域論趨勢是要把意義難題由普遍引向局部，是要在一個確定的社會、文化或科學的局域內，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去使用局域的語詞并求解局域的語言游戲，以達到對意義難題的解決。而后結構主義的趨勢則認為，限制意義及其有效性的范圍，并不能使對意義的把握更容易或更可能；應當把意義看作是可逃避的、不可及的或不可把握的。

　　“后結構主義”的意義概念發(fā)展了索緒爾（Saussure）的結構主義的觀點，即意義從來不在符號中表現，它總是分布于符號總體之中，并且是由未陳述的戰(zhàn)略整體性所生成的。結構主義者否認了意義的表征概念，認為意義并非由它們的指稱所決定，而是在意義的關聯(lián)網中被捕捉的。一個符號的意義是由該符號中未出現的不同結構所構成的，正是這結構劃定了符號間的界限。一個符號意義的顯現，依賴于在一個否定的方式中該符號不是什么的背景。在這一點上，德里達比結構主義更進一步，主張這些不同的結構從來不能被決定，因此，意義也從來不可能是完備的。“一個符號的意義是由永遠不出現的其它的蹤跡所決定的。”[2，p32]關鍵的是，后結構主義趨勢并不想把握意義所滲透的各種結構，而是試圖表明生成意義的結構如何才能被消解。德里達把這種解構行為與西方文化（科學是典型案例）的困擾作了比較，并以此廓清問題，對它們進行分類、整理，把它們包含在一個整體系統(tǒng)內，并形成不同層次的體系，以使意義展示出來。總之，使意義明顯地通過結構的消解展示出來，而不是隱含于結構的神秘現象之中，正是后結構主義的途徑。

　　之所以這樣認識問題，是因為后結構主義趨勢認為“本文是我們能夠接觸的唯一實在�！蔽覀儧]有進入世界自身的途徑，本文構成了我們的世界的界限。談論世界就等于談論本文，因而，理解本文的不可能性恰是不能理解世界的另一種表述。由于本文（世界）決不可能是一致的或符合的，在本文內在的意向性與各種表達形式之間就存在著特有的分離張力，任一本文都背叛其自身而期望使這種分裂潛勢獲得自由。所以，后結構主義的焦點就聚集到了關于本文的分裂效果上。正是這種分裂效果表明，由于不存在先驗的表征，意義永遠不能被完全地被把握；這正像模寫和延續(xù)是無止境的，因而不存在我們能夠移動地球的“阿基米德支點”一樣。

　　后現代主義的這兩種趨勢從不同的側面對科學哲學的發(fā)展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歷史性的影響。譬如，把科學哲學看作是一種后現代的“本文活動”，一種對不同性問題的解決；消解以現代邏輯主義為中心的權威主義、教條主義和本質主義，反對為科學研究活動的規(guī)則和目的“立法”；把研究的焦點集中于科學的語境、修辭以及講話的方式上等等，就與整個后現代主義的趨勢是同性的。歷史地講，在后現代主義的趨勢的影響下，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發(fā)展與科學哲學整體發(fā)展中的“解釋學轉向”和“修辭學轉向”密切相關。隨著邏輯實證主義“統(tǒng)治”的衰退而開始的科學實在論的復興運動，恰是與科學實在論由“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轉換在趨向上是一致的。在這個意義上講，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發(fā)展與這兩個轉向相關，已經歷了兩個自然而又必然的階段。

　　其一，“解釋學轉向”促進了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孕育和生長。事實上，伴隨著20世紀“語言轉向”的洪流，邏輯經驗主義并沒有超脫傳統(tǒng)基礎主義的巢穴。當它期望將科學理性的重建奠立在“不可置疑的感覺材料”基礎上時，只不過是從語言分析的形式上將基礎主義極端化了。“解釋學轉向”作為對“語言學轉向”的反叛，是一種基于歷史經驗主義的分析，反對根據科學主義的教條去對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進行絕對劃界的“實踐活動”。在這一運動中產生的范式轉換、新的理解和閱讀本文的方式，標志了后現代主義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中的出現。[5] “解釋轉向”作為一種運動的深入發(fā)展，在更廣闊的時間序列和社會空間上影響了科學實在論的進步。特別是促進了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語言分析與解釋實踐、科學技術與人類知識的社會化等等之間的結構統(tǒng)一性和意義的一致性�？茖W實在論導向了整體論和自然主義的認識論取向，并推進了科學實在論與社會語言學、認知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相互融合的研究趨勢。這表明了科學實在論作為一種后現代科學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形式，不斷地擴張和滲入了人類知識的廣闊領域。[6]

　　其二，“修辭學轉向”推動了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顯著發(fā)展。“修辭學轉向”的實質是要把科學修辭作為一種確定的研究方法，充分地揭示科學論述的修辭學特征，從而更進一步地跳出形式語言的邏輯預設，而從科學論述的境遇、選擇、分析、操作、發(fā)明和演講中，給出戰(zhàn)略性的心理定向和更廣闊的語言創(chuàng)造的可能空間。這一“轉向”作為一種運動的興起，促使了科學實在論更進一步地排除在理性與非理性、語言的形式結構與心理的意向結構、邏輯的證明力與論述的說服力、靜態(tài)的規(guī)范標準與動態(tài)的交流評價之間的僵化界限，進一步削弱單純本體論的獨斷性，強調心理重建與語言重建的統(tǒng)一。這深刻地表明，科學實在論在已經相當進步了的基底上，正在不斷地充實和實現自身的后現代性。

　　不言而喻，在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生成和發(fā)展中，其后現代性趨向表明：在理論上，不斷地由單一轉向多元，由絕對轉向相對，由對應論轉向整體論；在實踐上，由邏輯轉向社會，由概念轉向敘述，由語形轉向語用；在方法上，由形式分析轉向了對語義分析、解釋分析、修辭分析、社會分析、案例分析及心理意向分析等等的具體引入�？傊�，科學實在論的后現代性趨向具有著對象的、層面的、視角的和意義的不同，表現了各種后現代科學實在論觀念區(qū)別，反映了后現代科學實在論運動所具有的多樣性與過程性的統(tǒng)一。

　　三、解構戰(zhàn)略與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特征

　　從本質上講，后現代主義并不一般地反對方法論的分析，而是反對將任何一種方法看作是凌架于其它方法之上的具有特權的圣物。后現代主義也不一般地反對整體論的分析運動，而是反對在任一統(tǒng)一的科學綱領下的總體理論的探究。后現代主義之所以是一種解構戰(zhàn)略，就在于它是一系列以摧毀和消解為中心的方法和手段的集合；也正是在這些方法和手段的展開中，解構戰(zhàn)略才能獲得其具體的實現途徑。集中地講，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1、“差異”是后現代主義解構戰(zhàn)略的前提。 “差異”是一個具有強諷刺性的概念，它是要將元理論的分析還原到最小的或最局域的單元。從而，在非中心化的世界中去尋找“差異”的中心性，在解構了的世界中去尋找解構的實在性，在分裂了的本文中去尋找肢解的實質性。由于只有接觸本文才能接觸世界與實在，所以，本文的意義不在于它自身內在的本質，而在于外在的功能；不在于它的形式表征，而在于它的信息轉換。因而，意義的“認識所予”不是本文，而是“差異”。在分離的變動中所揭示的這種差異，正是在這意義的形成過程中往往被人們所忽視的東西。在這里，分裂本文，拋棄所予，把握動態(tài)變換中的差異，恰是解構戰(zhàn)略得以不斷展開并產生效用的前提。

　　2、“諷刺”是后現代主義解構戰(zhàn)略的基礎。 由于后現代主義正是通過諷刺的手法達到其解構現代性的方式，被人們稱之為“一種諷刺的整體社會論”�！爸S刺”手法的原則就在于：①實在是可討論的；②語言是初始的；③只有在語言的范圍內，實在才是可象征的、可達到的；④只有在語言中能夠言說任一或每一事物；⑤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他自己的語言，包括關于事物的所有其它一般陳述；⑥上述各項均是歷史的事件，而非意識形態(tài)的立場或邏輯的論證；⑦因此，后現代主義的誕生既是現代性特征的終結，也是現代性語言的終結。[1，pp23—24]。

　　正是在這些原則的展開中，顯示了“諷刺”是構建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基礎，使得實在和語言之間的一致及其不可言說的游離，成為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對象、邊界、條件和途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萊奧塔德后來試圖用“詞組哲學”取代以前的語言游戲的概念，認為游戲者不是唯一的，他是相對于詞組而存在的，而詞組則先在于任何意向。詞組是理論的基元，在一個特定的“詞組制度”中，將詞組秩序化正是“詞組哲學”的任務。而羅蒂則邁向了自然主義的語詞實在論，并建構后現代的“擬文學哲學”，以取代傳統(tǒng)哲學的地位。可見，諷刺手法所引出的正是后現代主義的語詞本體論這一后現代解構戰(zhàn)略的基礎。

　　3、“放棄獨白、構造對話”是后現代主義解構戰(zhàn)略的根本途徑。 “獨白”作為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權威主義的元理論的表現形式，使論述喪失了“實踐—道德”的本性，也造成了社會意義的模糊性。只有“構造對話”，才能實現本文的真正語境意義，使論述成為一種平等的社會論述，才能讓“社會科學變成公民論述的典范”。這種后現代主義的修辭學或語用學的轉向，潛在地蘊含了公民在民主公眾生活中的社會參與性行為。

　　同時，作為論述的社會隱喻也可表明，社會結構可以作為語言結構來加以理解，而且這些結構可以通過講話的修辭行為來發(fā)明。講話行為表示并嵌入了不同的意義世界之中，并且這些意義在社會中是層次地有序的。論述語言的符號化系統(tǒng)不僅僅是講話行為，而且是社會關聯(lián)結構的實現和調節(jié)。更進一步講，社會關系本身就是符號系統(tǒng)，而社會則是一個進行對話交流行為的系統(tǒng)。另外，由于論述不可避免地具有它的局域性和語境性，“構造對話”的本質之一便是追求論述的修辭學的批判性和創(chuàng)造性，并以此去徹底地消解元理論的“不道德的霸權地位”。

　　在“語詞—世界”的關聯(lián)中，論述的方式表征了實現特定世界觀的方法論途徑；所以，突破一種論述方式，就是導向一種新的方法論。一句話，“社會契約就是語言；講話就是戰(zhàn)斗；一個人總是處于特定交流范圍中的結點上；一致是壓迫的；創(chuàng)造總是論爭的誕生。”[7] 總之，從元語言走向自然話語，從元理論走向修辭發(fā)明，從元邏輯走向社會結構，從元規(guī)則走向普遍的價值趨勢，就是通過“構建對話”而實現解構戰(zhàn)略的具體途徑。

　　后現代主義解構戰(zhàn)略的具體實現途徑，從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意義上，作為后現代性的視角，滲透或折射進了當代科學實在論的研究之中。這種滲透或折射是以不破壞科學實在論的總體目標、趨向和本質條件，以拓展科學實在論研究的空間、手段和深度為要求，以強化科學實在論自身所特具的學科性、表述性和語詞性為特點的。它們不是以囫圇的東西對應地擱置于科學實在論的框架之內，而是作為一種活的人類理智的要素被有機地消化、吸收和溶入了科學實在論獨特的有機體之中。在這樣一種時代的背景下，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后現代性”的兩個最根本的特征，就表現為“整體論的擴張”和“意義理論的深入”。具體地講：

　　1、整體論的擴張是對傳統(tǒng)實在論過份強調“普遍論”的現代性的反叛或修正，是要把個體的整體性和自主性與整體的個體性和相關性結合起來，去說明科學運動的存在方式和運作方式。所以，整體性的擴張就在于開放性的選擇。這主要表現在：①強化科學解釋學的實踐性，把人類的行為、科學和文化或整個歷史時期作為“大”本文來閱讀，從而在一切科學理論的“小”本文的社會意義上超越“語言轉向”的狹隘性，使負載理論的語言與作為背景的社會更自然地融為一體，實現科學認識論的社會化或社會化的科學認識論，使科學認識論的語言具有整體的豐富性、深邃性和時代性的特征。②引入修辭學的方法，把科學論述看作是符號化的勸導，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表征；看作是境遇論述，而不是純粹的邏輯規(guī)則的推演；看作是與特定共同體相關的講演論述，而不是簡單個體經驗的實現；看作是有理由的論述，而不是預設先驗標準的理性的概念化；看作是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明論述，而不是證明或說明模式的唯一結構。③通過自然主義的途徑去說明科學理論的規(guī)范的形式系統(tǒng)與經驗的描述系統(tǒng)之間動態(tài)的相互作用，從而對理論語言進行泛物理主義的闡釋；或者通過科學的進化去說明科學的“內在”與“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闡釋理論、儀器、方法、價值、規(guī)范、道德、心理和社會建制等等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從而把科學看作是一種本質上的社會活動。

　　2、意義理論的深入是對傳統(tǒng)實在論機械理解“語詞—世界”關系的現代性的否棄和超越，是要把意義的真理性和真理的意義性統(tǒng)一起來，去闡釋科學運動的表征方式和解釋方式。這主要體現在：①用“意義大于指稱”的觀念去消解傳統(tǒng)的對應論的指稱論，認為意義決定了指稱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意義是約束指稱使用的一種功能，同時也是指稱定位的立體坐標，從而堅持了“意義”的意義超越了直指的舊觀念，實現了由現代性向“后現代性”的轉換。②自覺地借鑒和引入語義和語用分析的方法去消解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斷言，從語形、語義和語用的結合上去確定科學理論術語的語義空間和邏輯空間，去描述概念的語義網絡，說明它的語義的一致性和語用意義的整體性。對后現代科學實在論來說，語義和語用分析已由被迫的論戰(zhàn)需求轉化為容納和滿足各種實在論的立場、觀點和可能趨向的方法論的保證形式。③在測量意義上去確立實在論的經驗建構論，以消解傳統(tǒng)實在論的本體論的還原論，認為測量結果的表征術語不是作為實在的“模寫”，而是作為實在的“映射”被建構的，因為它的意義內含了特定測量主體的價值趨向性和意向選擇性。但另一方面，又同時承認表征術語的意義的映射性必然地具有它所映射的特定實在的“模本”。從而，把實體的總體性和它們的關聯(lián)看作是實在，或者把實在看作是具有潛在性、發(fā)展性和本質功能的實體總體，從而把所有實在解釋成不僅僅包含存在什么或發(fā)生什么的世界，而且解釋成必然是或可能是什么的世界。

　　四、結語

　　盡管后現代主義如日中天的輝煌時期已經消逝，但后現代主義浪潮并未完全退去，它對人類理智運動所產生的那些時代的影響，將會繼續(xù)發(fā)生它潛在正負方向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后現代主義與反后現代主義批評之間論爭的焦點，就在于當今科學的意義和科學的社會作用問題，即科學是不是唯一的、有特權的知識形式？何種認識模式是科學？應該如何理解科學是社會進步的途徑？科學怎樣能夠成為既是主張客觀知識的論述，又是構成社會同一和規(guī)范建制秩序的社會力？在對這些問題的論辨和求解中，后現代主義對難題的認定是敏銳的，但卻設定了偏激的邊界條件并給出了錯誤的解。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后現代主義導致了這樣幾種傾向：

　　第一，極端的相對主義。后現代主義以朝向元敘述的懷疑為基底，在多維的和不穩(wěn)定的空間中，將敘述與科學認識割裂開來，使任何事件都自主地運行著，完全是一局沒有規(guī)則的游戲。而真理就恰恰是在這種多樣形式中非唯一地產生的，從而科學理性成為沒有規(guī)則的“規(guī)則”的游戲及其自然化的體現。

　　第二，具有某種古代詭辯論的特征，溢發(fā)著對哲學理性的嘲諷和褻瀆。在后現代主義的認識框架中，一方面否認基礎論證或證實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把非理性的“說服”作為根本的論證以充作理論的基礎；在否認哲學除了啟發(fā)性之外別無任何原則意義的同時，卻要把解構的方式作為普遍的規(guī)則塞入人類理智的一切領域；既在敘述和說明、修辭和邏輯之間掘出一條不可逾越的溝壑，又試圖通過“社會隱喻”去構設可選擇的秩序化的理論。

　　第三，反實在論的立場。后現代主義從否定中性存在的視角出發(fā)，把一切表征、一致和指稱等都看作是依賴于概念框架而生成的，因而本體論的范疇嵌在指稱說明中，并且這些說明是歷史地和文化地變動著的。而且，這些變動本身也并不是朝向最成功的實在復制品的收斂運動，而是根據文化發(fā)展的趨向而社會地發(fā)散的。

　　后現代主義之所以衰落并受到了來自各個方面的批評，除了其理論的歧誤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視了科學所具有的兩個時代特征：其一，無論當代文化的發(fā)展多么地斑爛多彩，科學均將處于文化運動的主潮流之中；其二，科學建制的系統(tǒng)化、完備化和開放化，已使它不斷地增長了與社會建制之間的聯(lián)結，并由此產生了更強有力的社會力。而后現代科學實在論正是從這兩個基點出發(fā)，通過整體論的擴張和意義理論的深入，不斷地走向了“開放”、“弱化”和“建構”這三個最基本的趨向性上。這既是后現代科學實在論所具有的“后現代性”的時代特征，又是其得以生存和發(fā)展的途徑。后現代科學實在論的各種弊病及其有意義的前景，均體現在這些趨向的統(tǒng)一之中。然而，從總體上講，后現代科學實在論在吸收“后現代性”的批判精神去消解傳統(tǒng)實在論的價值標準時，并沒有陷入一般的現代主義的極端的相對主義；在與反實在論的論爭中，在借鑒語義和語用分析及意義批判的手段時，也沒有導向狹隘的解構主義；在接受解釋學、修辭學的方法及與人文主義的相互融合中，在廣闊的科學、社會和文化關聯(lián)中探索科學的進步時，也從未放棄對于科學理性的追求。盡管后現代科學實在論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各種各樣需要我們加以分析和批評的缺陷，尤其是內在化的和片面自然主義的趨向。不過，后現代科學實在論所顯示的那些雖然任重而道遠，但卻富有時代意義的趨向是不言而喻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喻示我們，在當今中國文壇上泛文化主義盛行之時，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繼續(xù)高舉“五四”以來的“科學與民主”的旗幟，是一項多么必要、必然而又必需的事業(y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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