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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居的本質(zhì)的追問海德格爾的棲居之思論文
摘要：人類自身的無家可歸是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切近表征，“棲居”是貧困時代人類安身立命的基本命題，同時是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的核心范疇。海德格爾通過“存在”思入“棲居”，揭示出棲居的本質(zhì)是棲居的真正困境，在對于棲居的困境的傾聽之中，海德格爾建基于生存論存在論語境，通過“棲居”沉思“筑造”，堅持存在、筑造、棲居、思想的共屬一體。
關鍵詞：筑造；棲居；思想
“在貧困的時代，詩人何為？”荷爾德林對于世界黑夜時代的詩人良知的拷問顯現(xiàn)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貧困本身，“上帝的缺席”則加劇時代的貧困，痛苦、死亡、愛情自身的遮蔽導致人類的無家可歸成為無可規(guī)避的歷史性命運，無家可歸顯現(xiàn)自身成為“棲居”的困境與繁難，于是，“棲居”成為現(xiàn)代技術時代已經(jīng)淪落為“常人”的人類自身存在何以可能的核心命題，人類必須重新贏獲真正切己的“在家之感”。棲居是海德格爾后期思想的核心范疇，對于棲居命題的沉思關涉對于“集置”本質(zhì)的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反思、批判，關涉人類在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安身立命之本與皈依之根，因為棲居關涉此在（Dasein）“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基本維度與可能性的在世方式。在海德格爾看來，現(xiàn)代技術稱霸世界的貧困時代，人類自身的棲居狀況早已淪入困境，精神、價值、信仰的虛無主義與悲觀主義導致無家可歸與“棲居”的困境的顯現(xiàn)，于是，貧困時代關涉人類自身安身立命之本的本己問題在于：棲居何以可能？
（一）棲居的本質(zhì)的追問
海德格爾認為，對于筑造與棲居的思考并非從建筑藝術或者技術維度追問，而是把兩者“納入一切存在之物所屬的領域”沉思。海德格爾將“棲居”問題的追問顯現(xiàn)成為兩個不同維度：
�。�1）棲居是什么？
�。�2）歸屬棲居的筑造是什么？首先追問第一個問題：棲居是什么？根據(jù)流俗的觀點，只有通過筑造才能實現(xiàn)人類自身的棲居，筑造以棲居為目的，筑造顯現(xiàn)自身為“居所”，而且以棲居為終極旨歸。棲居通過居所得到規(guī)定，雖然橋梁、水壩、商場并非居所，但是依然受制于“棲居”范疇的框定，唯有居所自身才能確證棲居的真實存在，居所成就棲居。于是，筑造與棲居的“親緣”關系一直以來顯現(xiàn)成為目的-手段的二元論對立的傳統(tǒng)認識論圖式，筑造掣肘于棲居，棲居才是真正不證自明的終極旨歸。
海德格爾認為，流俗關于筑造與棲居的目的-手段的二元論對立圖式的庸常觀點已經(jīng)遮蔽筑造與棲居的本真關系，不能切近筑造與棲居的本質(zhì)自身。在海德格爾看來，追問棲居本質(zhì)的當務之急并非首先追問棲居本身，恰恰在于現(xiàn)象學的“懸擱”棲居本身轉(zhuǎn)向追問筑造，只有首先顯現(xiàn)筑造的本源含義才能把捉棲居的本質(zhì)。那么，筑造是什么？海德格爾通過繁復的詞源學考察顯現(xiàn)筑造的本源含義：筑造，亦即“buan”，在古高地德語中的含義恰恰是“棲居”，亦即駐留、逗留，所以筑造不僅僅是棲居實現(xiàn)的手段與途徑，筑造本身已經(jīng)顯現(xiàn)自身為棲居。筑造（buan），等同于現(xiàn)代德語中的“是”（bin），如果使用“你是”、“我是”的句式判斷，它的含義則同時意味著“你棲居”、“我棲居”，于是，“你是”、“我是”的句式判斷顯現(xiàn)成為人類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亦即“棲居”（buan）。但是，在語言自身漫長的歷史演變之中，“筑造”一詞逐漸引申其他含義：愛護、保養(yǎng)與建立。于是，“作為保養(yǎng)的筑造與作為建筑物的建立的筑造——這兩種筑造方式包含在真正的筑造即棲居中�！盵1]（p155）所以，筑造的本源含義，亦即“棲居”，被紛繁復雜的語言的歷史性演變遮蔽，筑造與棲居之間本源的親緣關系被遺忘。在海德格爾看來，重新顯現(xiàn)筑造的本源含義被遮蔽的詞源學努力絕對不是玩弄膚淺的語詞游戲，這個歷史事件本身關涉棲居被遺忘的先前自身具有的本源意義：“棲居并沒有被經(jīng)驗為人的存在，棲居尤其沒有被思考為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盵1]（p155）經(jīng)過以上分析，海德格爾得出如下結論：（1）筑造是本真的棲居本身；
�。�2）棲居是終有一死者，亦即有限性的此在在大地之上的存在方式；
�。�3）歸屬于棲居的筑造顯現(xiàn)自身為“保養(yǎng)”含義的筑造與“建立建筑物”含義的筑造。經(jīng)過繁難的追問，我們發(fā)現(xiàn)筑造本身亦即棲居，筑造與棲居并不存在基于主體性哲學前提之下的目的-手段的二元論對立圖式，筑造歸屬棲居，筑造與棲居之間存在本源性的親緣關系，筑造亦即棲居。
既然筑造與棲居共屬一體，筑造的本源含義顯現(xiàn)為棲居，那么，先前被我們暫時“懸擱”的問題重新顯現(xiàn)自身：棲居是什么？海德格爾依然借助詞源學考察棲居的本質(zhì)：哥特語“wunian”意指“被帶向和平”，“和平”（Friede）一詞則意指“自由”，即Frye，“fry”一詞又意指“保護”，所以，“自由”一詞的本真含義是保護。棲居與“保護”的密切關系顯現(xiàn)成為“棲居，即‘被帶向和平’，意味著始終處于自由（das Frye）之中，這種自由把一切都保護在其本質(zhì)之中。棲居的基本特征就是這樣一種保護�！盵1]（p156）于是，棲居的本質(zhì)顯現(xiàn)自身成為保護。
海德格爾始終認為，人類的存在基于棲居，棲居是此在作為終有一死者在大地之上存在的基本特征，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可能性的方式，人類的棲居不僅僅顯現(xiàn)成為此在自身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與“與他人共在”，同時，此在自身存在于天空、大地、諸神、終有一死者純?nèi)灰惑w構筑的“四重整體”（das Geviert）之中，因為“‘在大地上’就意味著‘在天空下’”。[1]（p157）棲居與四重整體的關系在于，人類必須通過棲居才能在四重整體之中存在。于是，此在肩負著一種命定式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亦即保護天空、大地、諸神、終有一死者共屬一體的“四重整體”。人類是隱而不顯的“存在”的虔誠守護者，所以，人類必須義不容辭擔當“存在”同時也是“此在”的棲居之所，亦即“四重整體”的忠實守護者，于是，“棲居的基本特征乃是保護，終有一死者把四重整體保護在其本質(zhì)中，由此而得以棲居�！盵1]（p158）在海德格爾看來，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諸神、護送終有一死者的過程之中，唯有人類自身的棲居才能真正實現(xiàn)對于四重整體的保護，但是，如果保護意味著守護四重整體的本質(zhì)，那么，棲居在哪里保護四重整體的本質(zhì)？人類作為終有一死者如何實現(xiàn)這種棲居？
面對這些疑惑，我們開始踏上對于第二個問題追問的道路：歸屬棲居的筑造的本質(zhì)是什么？
通過以上對于棲居的本質(zhì)問題的解決，海德格爾對于棲居究竟在哪里保護“四重整體”問題的回答非常明確，規(guī)避先前繁復的解釋學循環(huán)的論證：“作為保護的棲居把四重整體保藏在終有一死者所逗留的東西中，亦即物（Dingen）中”。[1]（p159）唯有作為保護的棲居將四重整體帶入“物”之中之際，棲居才能真正庇護四重整體。而且“只有當物本身作為物而被允許在其本質(zhì)中，物本身才庇護著四重整體�！盵1](p159)如何實現(xiàn)？原因在于，人類愛護、保養(yǎng)生長物，而且建立建筑物，愛護、保養(yǎng)和建立恰恰是狹義的筑造的含義。所以，棲居將四重整體帶入物中之際，作為保護的棲居乃是一種筑造。海德格爾通過棲居追問筑造的本質(zhì)，認為借助一座橋梁可以沉思物的建立之上的筑造，在這里，海德格爾將胡塞爾現(xiàn)象學還原的方法運用臻入爐火純青的境界：橋梁乃是一物，不僅連接河岸，致使河岸之間彼此銜接，而且“橋梁與河岸一道，總是把一種又一種廣闊的后方河岸的風景帶向河流，它使河流、河岸和陸地處于近鄰關系之中�！盵1](p160)橋梁作為一物乃是聚集。在古老德語語詞中，“物”（thing）的本源含義顯現(xiàn)為“聚集”（Versammelung）。橋梁乃是一物，橋梁以其本己的方式將天、地、神、人四元聚集自身，橋梁作為一物乃是建筑物，于是，沉思物的本質(zhì)亦即追問建筑物或者作為“建立建筑物”含義的筑造的本質(zhì)。橋梁為什么能夠聚集四重整體？原因在于：“橋是一個物，它聚集四重整體，但是它乃是以那種為四重整體提供一個場所的方式聚集四重整體。根據(jù)這個場所，一個空間由之得以被設置起來的那些場地和道路才得到規(guī)定�！盵1]（p162）換言之，橋梁作為一物乃是建筑物，真正的建筑物使棲居成其本質(zhì)，并且為棲居提供一個場所，場所設置空間，恰恰是在建筑物自身敞開的場所或空間之中，作為“建立建筑物”意義上的歸屬棲居的筑造才能真正保護天、地、神、人四元共屬一體的四重整體。
所以，海德格爾認為作為“建立建筑物”意義上的歸屬棲居的筑造的本質(zhì)顯現(xiàn)為讓棲居：“筑造的本質(zhì)是讓棲居。筑造之本質(zhì)的實行乃是通過接合位置的諸空間而把位置建立起來，唯當我們能夠棲居，我們才能筑造”。[1]（p169）
最后的問題在于，“思想”與“筑造”、“棲居”分別是什么關系？海德格爾認為：“思想本身在相同意義上就像筑造一樣——只不過是以另外一種方式——歸屬于棲居”。[1](p170)棲居自身切近本源，而且原始召喚筑造與思想，筑造與思想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影響棲居。那么，思想與筑造又是什么關系？在海德格爾看來，“筑造和思想以各自的方式對棲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但只要兩者并不相互傾聽，而是互不搭界地搞自己的一套，那么，兩者對棲居來說也是難以達到的”。[1]（p170）思想與筑造共屬一體，具有本源的親緣關系，思想與筑造是棲居實現(xiàn)的可能維度，兩者之間任何細微的隔閡都可能導致不能本真切近棲居本身，所以，“筑和思都是為了居，雖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盵2]（p367）
（二）棲居的本真樣態(tài)：詩意的棲居
根據(jù)流俗的觀點，“詩意”與“棲居”并非能夠完全契合，兩者在本質(zhì)之中格格不入，棲居并不具有“詩意”的特征，甚至棲居自身的贏獲成為時代的一種虛妄，諸多現(xiàn)實的卑瑣誘惑困擾棲居的實現(xiàn)：趨功逐利，娛樂消遣，如此這般。即使勉強留下“詩意”茍且偷生的地盤，也是僅僅將“詩意”片面視為某種文藝形式，于是，“詩意”與“詩歌”毫無二致，詩歌不過只是文學的一個無足輕重的組成部分，而且，“詩歌或者被當做玩物喪志的矯情和不著邊際的空想而遭到否棄，被當做遁世的夢幻而遭到否定”[1]（p196），流俗的觀點認為“詩意”等同“詩歌”，于是，基于對于詩歌的否定態(tài)度，“詩意”自身無可避免陷入遮蔽的境域之中。既然詩歌的唯一存在方式只能通過文學的方式顯現(xiàn)，那么，何以斷言此在（Dasein）的棲居基于“詩意”？流俗的觀點自始至終誤讀“詩歌”與“詩意”的關系，他們認為此在的棲居并非基于詩意，詩意僅僅屬于文學之中詩歌的領域，詩歌和詩意具有一種等同關系，基于這種根深蒂固的誤讀，海德格爾認為，如果力圖本真理解“詩意的棲居”的命題，首先必須廓清“詩意”與“詩歌”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詩意”與“詩歌”的迥異概念恰恰關涉“作詩”與“棲居”，所以，最終必須通過考察“棲居”與“作詩”實現(xiàn)對于“詩意的棲居”的命題的本真理解。
如前所述，棲居并非意指住宅的占有，而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基本特征，作詩關涉真正的詩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詩意只不過是棲居的裝飾品和附加物，棲居的詩意也不僅僅意味著：詩意以某種方式出現(xiàn)在所有棲居之中”[1]（p198）。首先，“詩意的棲居”暗示棲居與詩意之間一種相互契合的一種親緣關系，棲居通過詩意成其本質(zhì)，這種親緣關系促使棲居與詩意的一體的實現(xiàn)，那么，棲居與作詩之間存在什么關系？海德格爾認為，作詩是棲居成其本質(zhì)的前提條件，作詩促使棲居成為棲居，“作詩是本真的讓棲居”[1]（p198），作為“讓棲居”的作詩乃是一種廣義意義之中的筑造，作為筑造的作詩促使棲居的實現(xiàn)成為可能。我們已經(jīng)知道如下事實：
（1）必須將“棲居”視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
（2）作為一種廣義的“筑造”的作詩的本質(zhì)在于“讓棲居”，作詩促使棲居成為可能，那么，下面的問題在于：此在置身何處贏獲支持以上觀點的證據(jù)呢？我們?nèi)绾尾拍苷嬲薪皸印眴栴}的本質(zhì)？
海德格爾認為，“人只可能在他由以接受這個要求之處取得這個要求”[1]（p199），那么，“接受這個要求之處”是什么？答曰：語言。我們唯有置身語言之所才能贏獲“棲居”與“作詩”共屬一體的明證，在此，海德格爾表述個人基于“存在”維度的語言觀。在《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之中，海德格爾提出一個關于語言的獨特命題：“語言是存在之家”，強調(diào)“存在”建基之上的語言的本體地位，此在并非語言的主宰，語言并非表述世界、命名萬物的功利主義工具，而且，此在不能借助語言踐履任何事情，事實恰恰相反，此在只能基于語言之中存在，借助語言的力量，此在自身的歷史狀態(tài)才能顯現(xiàn)出來，于是，語言才是此在真正的主人，其實，并非此在說話，而是語言說話，此在首先傾聽語言，傾聽本能先于說話本能，此在只有傾聽語言從而應和語言之際才能說話：“語言說話。人說話，是因為人應和于語言說話。這種應和乃是傾聽�！盵3]（p27）于是，唯有通過傾聽語言的允諾，我們才能本真理解“棲居”與“作詩”之間的共屬一體的親緣關系，顯然，詩人作為“語言”家園的虔誠守護歌者深諳語言自身本真的“道說”（Sagen），這種“道說”促使詩人的“作詩”顯現(xiàn)成為“詩意”，于是，“詩意的棲居”首先表征自身成為詩人的“作詩”。
但是，棲居的“詩意”造成一種假象，如前所述，根據(jù)流俗的觀點，“詩意”只是屬于“詩歌”的一種特質(zhì)，因為“詩歌”僅僅出于對于現(xiàn)實熟視無睹的一種想象而已，所以，棲居的詩意仿佛離棄大地、遁入一種虛妄的幻想維度，海德格爾指出這種對于“詩意”的誤讀，進而認為，雖然棲居基于詩意，但是并非“幻想般飛向與現(xiàn)實上空”，因為荷爾德林詩說：“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于是，棲居具有成其自身的本真境域，亦即“大地”，唯有置身“大地”之中，作詩才能顯現(xiàn)成為棲居的“詩意”：“作詩并不飛躍和超出大地，以便離棄大地，懸浮于大地之上，毋寧說，作詩首先把人帶向大地，使人歸屬于大地，從而使人進入棲居之中�！盵1]（p201）唯有通過“作詩”，此在才能復歸大地，從而促使棲居的“詩意”成為可能。
作詩促使棲居的詩意成為可能，但是，棲居置身何處才能實現(xiàn)這種“詩意”？海德格爾認為，此在必須憑借一個“區(qū)域”，這種“區(qū)域”通過“仰望”貫通天空與大地“之間”，此在恰恰置身這個“之間”（das Zwischen）實現(xiàn)自身的棲居的詩意，海德格爾將這個“之間”稱為“維度”（die Dimension），“維度”正是此在的棲居成為可能的居所，此在置身貫通天地與大地之間的“維度”之中實現(xiàn)棲居的詩意。一種“仰望”貫穿天空與大地“之間”，根據(jù)荷爾德林的詩句，“人以天空度量自身而得以貫通此尺度”，為了實現(xiàn)在大地之上棲居的詩意，此在必須需要借助某種“尺度”，這種“尺度”恰恰來自貫穿天空與大地“之間”的“天空之物”，亦即神性：“神性是人借此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棲居的‘尺度’”。[1]（p205）只有借助這種神性的尺度“測度”棲居，此在才能實現(xiàn)自身在大地之上的“存在”（Sein），那么，這種神性是什么？
眾所周知，海德格爾進入大學之后首先研習神學，后來因為身體緣故改學哲學，他曾經(jīng)坦言：“沒有這種神學來源，我絕不可能走上思想的道路”。所以，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具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 但是，不能簡單將海德格爾的“思的工作”視為某種宗教神學的隱晦表征，我們只能這樣認為：“海德格爾的哲學有一定神秘主義色彩，但不能說有強烈的宗教傾向，也就是說，他的哲學是一種有神秘色彩的人本主義哲學，而不是宗教哲學（這和克爾凱郭爾不同）�！盵5]（p198）在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之中，“諸神”、“神性”與基督教體系之中的“上帝”沒有任何直接聯(lián)系，較于“上帝”或者“諸神”，海德格爾認為“神性”更加具有“本源”特性，所以，他的“諸神”、“神性”概念更加接近“前蘇格拉底”（Pre-Socrates）時期希臘神話之中的神靈，或者“早期希臘人所理解的自然和人的概念”。[5]（p198）
對于海德格爾哲學的神秘主義傾向，美國學者查爾斯-巴姆巴赫同樣認為：“認為海德格爾對神話沒有批判態(tài)度，或者認為他保持原樣不加批判地崇敬神話事物，這種看法是幼稚的�！@并不意味著海德格爾有意識在他自己的作品中尋求建立一種神話語言，他的大部分基本術語……都是在一種為展開存在的隱蔽領域而制定出一套嚴格的詞匯的努力中使用的，而并不僅僅是一位神話作家的浪漫表達。海德格爾對于為了表達存在之運作而追尋一種關鍵性語言是極端嚴肅的。”[6]（p95）海德格爾的神秘主義思想反映他一貫的運思路徑，亦即對于現(xiàn)代技術的嚴厲批判，猶如尼采，海德格爾堅持認為只有“前蘇格拉底”時期才是人類置身“四重整體”（das Geviert），實現(xiàn)天、地、神、人和諧共生的詩意棲居的時代，所以，海德格爾借助“諸神”、“神性”的隱晦概念表達對于基于“集置”（Ge-stell）本質(zhì)的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批判，顯現(xiàn)強烈的人本主義色彩。
如前所述，此在只有借助神性“測度”自身之際才能實現(xiàn)在在大地之上的棲居的詩意，于是，“人之棲居基于對天空和大地所共屬的那個維度的仰望的測度”。[1]（p205）那么，“測度”（Vermessung）是什么？首先，“測度”不是通常意義理解的幾何學或者科學，測度的功能在于測定“天空與大地兩者相互帶來的那個‘之間’”[1]（p205），亦即測度提供一種“尺度”，對于此在的棲居之所“維度”的測度是實現(xiàn)此在棲居的前提條件：“測度是棲居之詩意因素”[1]（p205）。作詩恰恰正是一種“測度”（Vermessung），亦即“度量”（Messung），“此在可以通過“度量”采取一種“尺度”，作詩乃是一種“度量”，“度量”顯現(xiàn)自身成為一種“采取尺度”，于是，“作詩乃是尺度”。[1]（p206）作為“詩人的詩人”，荷爾德林恰恰在“采取尺度”之中洞見棲居的“詩意”本質(zhì)，那么，這種“尺度”是什么？答曰：神性：“尺度乃是人借此度量自身的這種神性”[1]（p206），“神性”是詩人的尺度，保證詩人的“作詩”成為可能，詩人借助“神性”度量自身，“這種度量一旦發(fā)生，人就能根據(jù)詩意之本質(zhì)來作詩，而這種詩意一旦發(fā)生，人就能人性地棲居在大地上�！盵1]（p215）
詩人通過采取“神性”的尺度實現(xiàn)棲居的詩意，那么，神性的尺度如何實現(xiàn)？此在通過什么方式把捉這種隱而不顯的神性尺度？答曰：借助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貫穿天地的“維度”顯現(xiàn)神性尺度，“維度”貫穿天地之間的純?nèi)粰C體，此在只要棲居在大地之上，必然穿行這種貫通，只有通過“維度”的實現(xiàn)才能把捉神性的尺度，對于詩人來說，“采取尺度”本真顯現(xiàn)成為“作詩”，唯有通過作詩，才能首先實現(xiàn)詩人進而實現(xiàn)此在（Dsein）在大地之上棲居的詩意：“只有當作詩發(fā)生而成其本質(zhì)而且其發(fā)生方式的本質(zhì)是我們所猜度的，就是作為一切度量‘采取尺度’，這時候棲居才會發(fā)生�！� [1]（p212）“采取尺度”乃是一種本真的測度，亦即“度量”，作詩恰恰顯現(xiàn)自身成為“采取尺度”，于是，作詩乃是對于棲居的“維度”的本真度量，作為“度量”的作詩乃是一種原初意義之上的“筑造”（buan），如前所述，筑造的本質(zhì)正是一種“讓棲居”，所以，作詩顯現(xiàn)自身成為一種“讓棲居”，作詩促使棲居稱為可能。
于是，“作詩建造著棲居的本質(zhì)，作詩與棲居非但并不相互排斥，毋寧說，作詩與棲居相互要求，共屬一體�！盵1]（p213）雖然我們已經(jīng)確證作詩與棲居之間的純?nèi)灰惑w的親緣關系，但是，此在的現(xiàn)實的棲居恰恰顯現(xiàn)成為一種“非詩意”，因為我們飽受住宅短缺的困擾，那么，如何能夠斷言此在的棲居的詩意？海德格爾認為，此在棲居的“非詩意”恰恰說明棲居的本質(zhì)的“詩意”，棲居首先基于“詩意”，但是，因為棲居置身“集置”（Ge-stell）本質(zhì)的現(xiàn)代技術的時代，深受技術的霸權行徑的脅迫，于是，棲居被迫淪落成為一種人類普泛的無家可歸，所以，棲居的“詩意”本質(zhì)顯現(xiàn)自身異化的對立層面：“非詩意”。在海德格爾看來，導致“非詩意“的棲居的出現(xiàn)的原因在于：人類沒有采取一種“神性尺度”，沒有能力借助一種神性尺度深入批判現(xiàn)代技術時代自身的諸多劣跡，所以最終導致“狂熱度量和計算的一種奇怪過度”。[1]（p213）
所以，棲居的“非詩意”并非任何不幸，原因在于，只有我們真正洞見棲居的“詩意”本質(zhì)之際，才能以之作為“尺度”衡量當下棲居的非詩意以及造成棲居的非詩意的真正原因，所以，“只有當我們嚴肅對待詩意時，我們才能自己證明，我們的所作所為如何以及在何種程度上能夠?qū)@一轉(zhuǎn)折做出貢獻�！盵1]（p214）
（三）結語
通過對于海德格爾的棲居問題的深入追問，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海德格爾的思想深處蘊藉一種強烈的對于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深刻質(zhì)疑與嚴厲批判，以及對于人性的救贖的渴望與對于此在的“存在”（Sein）的憂患危機意識，具體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上帝的缺席”：“上帝的缺席意味著，不再有上帝顯明而確實地把人和物聚集在他周圍，并且由于這種聚集，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棲留合為一體”。[7]（p281）海德格爾始終認為現(xiàn)代技術時代是一個“棄神”的時代，它處于雙重否定之中：“這是一個貧困的時代，因為它處于一個雙重的匱乏和雙重的不中：在已逃遁的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來的神之尚未中�！盵8]（p52-53）現(xiàn)在，人類僅僅依賴強大的現(xiàn)代技術處理自身事務，完全缺失自身原初保有的“神性尺度”，借助“神性尺度”度量自身更加成為“貧困時代”的一種虛妄的神話，人類早已忘記自己棲居的“詩意”本質(zhì)，甚至忘記“棲居”本身，最終只能淪落成為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的悲慘境地：“這種‘無家感’并不僅僅是在其他人中間的一種奇異性形式。相反，它表現(xiàn)了這樣一種人類的奇異性，這種在存在本身之中與其他人一道、卻孤獨的不在家的存在者的奇異性”。[6]（p352）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如果上帝不再存在，一切都可以允許”，海德格爾關于“上帝的缺席”的悲觀主義思想依然可以視為尼采“上帝之死”的思想的深沉回音，“上帝的缺席”導致人類全然忘記自己棲居的詩意，無力借助“神性尺度”重新贏獲自身的本真“存在”。
�。�2）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典型表征是欲望膨脹的現(xiàn)代技術甚囂塵上，進而代替“存在”，成為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唯一價值，現(xiàn)代技術的“集置”本質(zhì)籽平一切事物，于是，事物顯現(xiàn)成為平整、劃一的千篇一律樣態(tài)，此在喪失本真的自我，淪為毫無個性的“常人”（mess man），成為現(xiàn)代技術高歌猛進的可悲祭品。
（3）置身物欲橫流的現(xiàn)代技術時代，此在早已遺失自己的死亡本性，不能“向死存在”，不能擔當作為死亡的死亡，甚至不能直面自身死亡的事實，此在的基本存在維度：痛苦、死亡、愛情，早已因為“上帝的缺席”棄離人類而去：“死亡遁入謎團。痛苦的秘密被遮掩起來。人們還沒有學會愛情”。[7]（p287）已經(jīng)失落的痛苦、死亡、愛情重新加劇時代的貧困，“上帝的缺席”造成“神性尺度”的付諸闕如，此在不能借助“神性”度量自身，于是，這是一個“貧困的時代”。
追問棲居的本質(zhì)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導致沉思棲居困境的問題，在現(xiàn)代技術統(tǒng)治的貧困時代，庸常、膚淺的人類將抱怨當下居住條件的艱難視為自己思想深刻的表征，人類不僅熱衷談論住房困難，而且試圖通過規(guī)劃建筑業(yè)、促進住房建設力圖解決自身的居住問題。但是，海德格爾認為人類沒有真正把捉棲居的困境，安逸生活的追求遮蔽形而上維度的本真棲居本身，指出：“棲居的真正困境并不僅僅在于住房匱乏。真正的居住困境甚至比世界戰(zhàn)爭和毀滅事件更古老，比地球上的人口增加和工人狀況更古老。真正的棲居困境乃在于：終有一死的人總是重新尋找棲居的本質(zhì)，他們首先必須學會棲居。”[1]（p170）棲居的困境并非晚近資本主義社會人類自身異化的歷史產(chǎn)物，而是人類自古以來的命定的宿命，人類自身的悲劇恰恰在于依然沒有將現(xiàn)代技術時代的無家可歸視為真正的棲居困境與世界黑夜時代的歷史性命運，人類看似無所不居，其實，一無所居。關鍵問題在于，人類如何才能救渡自身，重新贏獲業(yè)已失卻的棲居的尊嚴？荷爾德林詩云：“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渡。”所以，海德格爾認為人類自身的無家可歸并非不幸，無家可歸的悲劇命運恰恰重新喚醒了人類久已遺忘的“在家之感”，蘊藉召喚人類“返鄉(xiāng)”的呼聲：“一旦人去思考無家可歸狀態(tài)，它就已經(jīng)不是什么不幸了。正確地思之并且好好地牢記，這種無家可歸狀態(tài)乃是把終有一死者召喚入棲居之中的唯一呼聲。”[1]（p170）
可見，海德格爾依然基于生存論存在論維度追問終有一死者“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基本特征——棲居，依然堅持存在、筑造、棲居、思想的純?nèi)灰惑w，苦心孤詣為現(xiàn)代技術時代困頓的人類自身尋找安身立命之本和皈依之根，尋找人類與大地的共屬一體的植根狀態(tài)。無論何時何地，人類自身必須首先學會棲居，棲居自身顯現(xiàn)成為“詩意”。當然，在現(xiàn)代技術時代，“詩意地棲居”作為一種烏托邦主義的對抗技術性棲居的救贖力量的實現(xiàn)必然艱難，棲居自身蘊藉“詩意”與“技術”的二元價值的抗爭。但是，無論如何，“詩意”的實現(xiàn)切近可能，一旦發(fā)生，人類可以借助神性度量自身，由此實現(xiàn)人類在大地之維的棲居，恰如荷爾德林所說：“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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