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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體系的崩解與魏晉士人個性的釋放論文
【關鍵詞】 經學體系、魏晉士人個性
西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中國古代學術發(fā)展道路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直接導致的結果是諸子學說的萎縮和儒家學說的經學化、神圣化。
為了激勵士人們專心儒學,武帝推行“以經取士”的選官制度,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身通其藝者可選拔為郎中!爸谓洝背闪耸咳送ㄏ蚶摰碾A梯,士人紛紛把主要精力都投放在了“治經”上。西漢立于學官的是今文經學,重在經義的闡發(fā),但是,今文經學是以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為邏輯基礎、以維護封建“大一統(tǒng)”和封建皇權為目的的政治官學,從其誕生開始,對政治就有強烈的依附性。隨著封建集權程度的加深和封建固有矛盾的顯現,封建政治需要經學進一步更化來維護皇權的穩(wěn)固,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經學走向神學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漢哀、平之間,經學領域出現讖緯思潮。
讖緯是社會危機的產物,在社會危機到來時,統(tǒng)治集團需要援引經義,把自己的實際的政治訴求轉化為虛幻的上帝和神靈的意旨。所謂“讖”,就是編造大量的預言神化自己,所謂“緯”就是依傍經義實現“讖”的傳播。在一些宣揚讖緯的著作里,有不少荒誕的讖緯之語,讖緯的出現加劇了經學的進一步神化,并使經學走向荒誕虛妄。
由于無需引經據典進行理論化的闡釋,讖緯的政治宣傳作用直接而強大,所以受到統(tǒng)治者的歡迎。光武帝即位洛陽,“宣布圖讖于天下”,經過明章二帝的繼續(xù)提倡,讖緯發(fā)展成為一種風靡一時的學問,臻于極盛。讖緯的泛濫使儒學演變?yōu)榇炙椎纳駥W形式。
然而,由于統(tǒng)治者的提倡,今文經學的虛妄、古文經學的繁瑣以及讖緯的蔓延,使得原本就依附于政治而不健康發(fā)展的經學,走向了更教條化和繁瑣詮釋的死胡同。儒經成了僵尸,治經成了網羅詞匯、制作繁瑣詞章的無聊的文字游戲。常常出現“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保ā稘h書》卷三十《藝文志》)的情況。到了這種地步,經學已經失去了可學性,也失去了可操作性,走向衰落將不可避免。
物極必反,儒學盛極而衰。其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發(fā)展完全脫離了學理的軌道,變成了荒誕不經的讖語和政治教條,對人們已經喪失了吸引力。進入魏晉時代,社會分崩離析,僵化的儒學教條自然失去了往日的權威和約束,追求信仰多元和個性釋放成了社會的主流思潮。
與經學的僵化相反,新興的玄學和佛學,卻以“得意昌言”,不循舊章,不拘文字,以及深切的人文關懷受到人們的歡迎!爸窳制哔t”是玄學的理論家和實踐家,在魏晉鼎革之際,他們活動于洛陽和河內郡(治今武陟西南)等地。他們著書清談,倡揚玄風。主張順應自然,建立一個沒有斗爭、沒有君臣“名教”、不受道德約束的“自然”社會。玄學的文化學意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開辟了一個思辨的時代。一是掀起了一個個性解放的浪潮。
與玄學緊密聯系的道教在魏晉時期也興盛起來。道教尊老子為教主,奉《道德經》《南華經》為主要經典,吸收了儒、墨、陰陽五行、佛、讖緯等家內容,視長生不老、全性葆真、得道成仙為終極目標。
佛學是魏晉時期另一門顯學。佛教在中國的迅速傳播,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東晉南北朝戰(zhàn)亂不已,社會各階層人們普遍有一種“人生若朝露”的“憂生之嗟”。強烈的生命憂患催動人們面向八方去尋找安身之命之處。玄學的興起,為一部分士人開拓出超越有限進入無限玄妙之境的思想新域。而佛教的到來,又為人們開辟出了精神解脫的新天地。首先,佛教塑造了一批解脫人們痛苦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如菩薩、佛等,這對于身陷苦難中的民眾不啻為絕望中的光明。其次,佛教的生死輪回之說,善惡報應之論為痛苦的人生找到了人生支點,消解了人們對于今生痛苦的感受和對來世未知的恐懼。
儒學失落,套在人們思想上的枷鎖暫時崩解,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tǒng)帝國文化統(tǒng)制的士子們轉向疏離國家與社會,開始注重個體生命的存在和人生價值的思考。這種思維轉向,引發(fā)了人們對于兩漢時期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tǒng)格局下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的自覺和獨立品格的形成。而在文學藝術的暢揚中,魏晉士人的個性也得到相當程度的釋放。
在儒學獨尊的兩漢,文學附庸于儒學。所謂文學指的是學術,特別是儒學,“立義”須“托五經”;“詠情”須以“彰教”為歸宿。在儒學的所謂“有為”精神規(guī)范下,潤色鴻業(yè)、諷喻教化成為文學的惟一職能。文學家,不過是毫無人格而言的弄臣。到了魏晉南北朝,盡管來自統(tǒng)治者的強權統(tǒng)治依然存在,但思想領域的獨尊格局畢竟被打破,玄、佛、道的流行不僅為士人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向,實際上也為士人導化出了新的生活方式,玄風獨振中的魏晉士大夫們狂狷不羈,蔑視禮法,任性放達,追求感觀刺激,煉丹服散,縱情山水,溺于美酒。這些怪誕異行,被稱為“魏晉風度”,既是世人對抗禮教,個性宣泄的體現,也是動亂社會消極避禍的求生手段。他們也許只能在佯狂或醉酒中求得個性的真正解放,但他們畢竟借助于這些手段實現了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情感釋放,創(chuàng)造的文學作品確已完全實現了獨立的學術品格。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個人的行為,抒發(fā)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情感。曹植、王粲、劉楨、阮籍、陸機、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鮑照、謝朓、庾信,雖然選取的題材不同、風格不同,但走的都是個人抒情的道路,他們的創(chuàng)作也都是個人行為。人與文都從儒學倫常的樊籬中解放出來,個性得以釋放,學術有了自覺,這是中國文化形成以來思想領域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是一個既破又立又重新融會的新時代,它為后世的文化發(fā)展開拓了更廣闊的舞臺,這一時期的文藝理念與創(chuàng)作方式,一直影響到唐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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