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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史家編修漢文西夏史籍功過述略的論文

時間:2023-04-27 11:27:32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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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史家編修漢文西夏史籍功過述略的論文

  1205年,蒙古杰出首領鐵木真以西夏收納蒙古仇人為借口,發(fā)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進攻!对贰肪1《太祖紀》載:“歲乙丑,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jīng)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駝而還!睆拇耍_了蒙元帝國吞并西夏王朝的序幕。經(jīng)過長達22年的征討,1227年,蒙古大軍第六次出征西夏。這次出征,給內(nèi)憂外患交加的西夏王朝致命一擊,西夏作為一個獨立的封建王朝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臺。

元朝史家編修漢文西夏史籍功過述略的論文

  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亡國之史,由一統(tǒng)天下后的王朝來編寫,以利于統(tǒng)治者從失敗者的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從理論上講,蒙元時期是編著西夏專史的最佳時期。在這一時期,大批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原西夏國的史官中仍有人替元朝從事編史工作,在這種情況下,編寫一部內(nèi)容豐富、史料完備的西夏專史,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事實卻是:自元滅夏至明滅元(1227—1368),141年的時間,竟沒有一部由元人編著的西夏專史單行于世。元人對后世了解西夏史作出的一點“貢獻”是:《宋史》卷485、486《夏國傳》、《遼史》卷115《西夏外紀》、《金史》卷134《西夏傳》。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家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遠遠不能代表西夏歷史的全部。沒于元朝的西夏圖籍,在元統(tǒng)治者的授意下,經(jīng)過元朝史家的精心刪汰,絕大部分成了不傳的秘籍。這批珍貴圖籍的亡佚,不獨對編寫西夏專史,就是對編寫中華民族通史來說,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元朝史家何以對西夏歷史諱莫如深至此?讓我們從歷史中來尋覓答案吧!

  一、發(fā)生在元朝的三次西夏典籍聚書事件

  在蒙夏關系史上,曾發(fā)生過許多驚天地、泣鬼神的事件,這其中至少有三次事件的發(fā)生和西夏國典籍的聚散有關。巧合的是,這三次事件集中發(fā)生在西夏歷史的最后兩年。通過對這三次事件的剖析,我們從中或許能獲得某種啟示。

  第一次聚書事件發(fā)生在1226年秋7月,蒙古大軍進攻西夏重鎮(zhèn)西涼府。《西夏書事》卷42載:“宋寶慶二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秋七月:蒙古主進兵西涼,宿衛(wèi)官粘合重山執(zhí)大旗指揮六軍,手中流矢,不稍動。守臣斡札簀力屈,率父老啟門降。于是,搠羅、河羅等縣皆不守!雹佟对贰肪1《太祖紀》、卷146《粘合重山傳》記載了大致相同的事件。西涼府是西夏河西重鎮(zhèn),此時河西走廊大部分已為蒙古所占,僅剩西涼府一座孤城。成吉思汗的宿衛(wèi)官粘合重山指揮蒙古大軍攻城,雖受傷中箭,仍奮勇麾軍沖殺。守臣斡札簀眼見城池不保,為避免城破后被蒙古大軍屠城,他只好率眾開城投降。西涼府一失,整個河西走廊遂陷沒于蒙古。由于斡札簀本人特殊的身份,使得這次投降的意義非同尋常。

  《西夏書》卷2《斡札簀列傳》載:“斡札簀,西夏寧州人,掌其國史。”②西夏國斡氏家族歷代都在西夏國掌管國史。掌國史者,他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國史資料庫,對西夏國歷史,他比別人知道的更多、更深、更細。史雖未載,但可以想見,職掌西夏國史的斡札簀,伴隨著他的投降,必然會有大批的西夏圖籍沒入蒙古帝國的府庫之中。這批圖籍彌足珍貴,對西夏國意義重大。它們的流失,更由于斡札簀的降元,對西夏統(tǒng)治者打擊沉重。也許就是在這樣的打擊之下,就在斡札簀出降的同年同月,西夏國在位四年、年僅46歲的第九代皇帝德旺“憂悸而死”。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兒子目見被立為新主,這位臨危受命的西夏末主,并未能挽救西夏王朝于將傾,西夏王朝的土崩瓦解,在蒙古鐵騎的沖擊之下已成為歷史的必然。

  第二次聚書事件發(fā)生在斡札簀力屈投降的同一年。這年十一月,蒙古兩路大軍形成鉗形攻勢,圍攻西夏陪都西平府靈州。西夏將士盡管頑強抗擊,還是未能擋住蒙古鐵騎的沖擊,靈州城陷,廢太子德任被俘后不屈被殺。在元朝的歷史進程中曾起過重要作用的耶律楚材,就參與了這次靈州大戰(zhàn)。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死于蒙古乃馬真后三年(1244),享年55歲。他出身于一個漢化了的契丹貴族家庭,從小博覽群書,尤其精通經(jīng)學、史學,并逐漸成長成一位很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耶律楚材仕元后,希望蒙古統(tǒng)治者能改變其慣用的尚武輕文的治國方略,改用儒家的講求仁義的政治主張來治國,也就是希望蒙古統(tǒng)治者改武治為文治。耶律楚材把治國文臣比作是“治天下匠”,并以“治天下匠”自居,但他的主張并未引起統(tǒng)治者的重視!对念悺肪57宋子貞作《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載:“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乃詫于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西夏遺民常八斤因善于修造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他本人對耶律楚材的儒生之見深感疑惑不解,在“本朝尚武”的情況下,耶律楚材卻極力勸說統(tǒng)治者以文治國,這種儒生之見不是太過迂腐了嗎?面對常八斤的“高見”,耶律楚材表現(xiàn)得相當冷靜和自信,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并“斗膽”自封為“治天下匠”,靈州大戰(zhàn)的表現(xiàn),充分顯示了他做為“治天下匠”所具有的遠見卓識!对际侣浴肪5《中書耶律文正王傳》載:“丙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公獨取書數(shù)部、大黃兩駝而已!1226年,西夏靈武城破,元朝將官一如既往地貪心女色、財物,耶律楚材獨具慧眼,專力于兩樣事物的搜集,一樣是西夏典籍,一樣是藥材大黃。耶律楚材搜求亡國之遺書的作法同漢相蕭何有異曲同工之妙!妒酚洝肪53《蕭何傳》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籍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圖}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國書也!笔捄尾蝗∏貒鸩斘铮毷掌鋱D書,為漢王劉邦一統(tǒng)天下立了頭功。通過這些律令圖籍,使劉邦對天下關塞險要、人口多寡、強弱形勢、風俗民情等都能了如指掌,后來在楚漢相爭中劉邦能料敵制勝,蕭何功不可沒。作為不同時代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本人也一定會從所搜集的西夏典籍中分析西夏亡國的歷史,將其經(jīng)驗教訓上奏元朝皇帝,力求讓自己的建議對元朝統(tǒng)治者實施統(tǒng)治產(chǎn)生重要影響,至少可以讓他們吸取西夏亡國的教訓。

  第三次聚書事件發(fā)生在1227年。靈州一戰(zhàn),西夏主力被殲。蒙古軍遂掃蕩西夏河東地區(qū),從鹽州川向中興府推進,最后包圍了中興府。隨后,西夏軍民進行了半年的艱苦卓絕的中興府保衛(wèi)戰(zhàn)。夏末主目見懦弱無能,全賴右丞相高良惠督率百官,日夜堅守。1227年4月,高良惠因積勞成疾而卒,被圍半年的中興府已是糧盡援絕,又遇到地震,房屋倒塌,疫病流行,軍民大多患病,眼見江山不保,末主目見只得遣使乞降。《元史》卷1《太祖紀》載:“目見率文官李仲諤、武臣嵬名令公等奉圖籍出降!贝舜嗡I圖籍,是夏主乞降時才最后獻出,它們對西夏的重要意義不言自喻。作為一個與宋、遼、金、元相伴的封建割據(jù)王朝,1227年,在蒙古大軍強大攻勢下,終于停止其歷史前進的腳步,定格在宋寶慶三年、金正大四年、蒙古太祖二十二年、夏乾定四年。夏末主目見投降后不久,成吉思汗因病去世,為防止意外發(fā)生,蒙古秘不發(fā)喪。同年八月,對此事不了解的目見前往蒙古軍營晉謁成吉思汗時,拖雷遵成吉思汗遺命,執(zhí)殺目見,隨后入中興府,大肆屠戰(zhàn),將宮屋陵園付之一炬。

  分析上述三次事件可以看出,在西夏將亡的最后兩年,西夏圖籍也是命運多乖,兩次是夏人被迫獻上,一次是元人主動收集。西夏圖籍沒入元朝府庫的方式雖有不同,但造成的客觀結果都一樣,即戰(zhàn)火并未使西夏圖籍散失殆盡,相當多數(shù)量的西夏圖籍在西夏亡國后被元政府收存,這應該是不幸中的萬幸。

  二、三史《夏國傳》的編修

  西夏國,作為一個封建王朝滅亡了,被蒙元帝國滅亡了。按照封建社會的修史慣例,為西夏國修專史是元朝史官責無旁貸的。

  西夏本有國史,史載,斡札簀即為掌國史者,有夏一代,斡氏世掌國史,其子弟中多知書者。仿唐設國史館之制,西夏仁宗于天盛十三年(1161)春正月,立翰林學士院,以王僉、焦景顏等為學士,俾修《實錄》。同年夏五月,仁孝命王僉等掌史事,纂修《李氏實錄》。夏國文臣所作的國史及實錄必是用蕃書即西夏文寫就,到清末還有傳本。據(jù)柯劭忞《西夏紀序》載,光緒七年(1881),著名金石學家王懿榮在四川成都客居,他曾見到有人收藏數(shù)冊西夏國史,王懿榮認為皆用梵字寫就,柯劭忞指出非梵字,是西夏文,囑咐王懿榮速去購買,但藏史人視之為鴻寶,不肯出售。此后該書的下落便成了不解之謎。西夏國亡,其圖籍皆沒于元,元人修西夏史可以說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料優(yōu)勢。

  然而,元政府似乎并未打算給西夏國修專史,對于這個與自己一樣由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元政府在修史時未給以足夠的重視。元朝建立不久,即著手組織編寫宋、遼、金三史。但因三國同時存在,究竟應以誰為正統(tǒng),采用怎樣的體例編寫,朝廷內(nèi)部意見不一。一派主張“以宋為世紀,遼、金為載記”,一派則堅持“以遼、金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后為南宋史”。③雙方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從而影響修史工作的進行。元順帝時,脫脫任中書左丞相,主張宋、遼、金各為一史,獨自成書,各與正統(tǒng),各與其年號,并欽定修史義例。至正三年(1343)三月,元順帝采納脫脫的建議,詔修宋、遼、金三史,令脫脫為都總裁,主持修史。至正五年(1345)十月,三史即告完成,皆署脫脫等修。西夏國的存在,畢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元朝史官在《宋史》、《遼史》和《金史》中分別有兩卷《夏國傳》、一卷《西夏外紀》和一卷《西夏傳》,算是對西夏歷史作了總結。在作這樣的總結時,元人參考了一些西夏文獻,其中以漢文西夏文獻為主。修《宋史·夏國傳》時,明確提到的漢文西夏文獻是宋人孫巽編著的《夏國樞要》!端问贰肪486《夏國傳論》曰:“今史所載追尊謚號、廟號、陵號,兼采《夏國樞要》等書,其與舊史有所抵牾,則闕疑以俟知者焉!毙蕖哆|史·西夏外紀》未言史料來源,清人黃任恒撰《補遼史·藝文志·史部·載記類》著錄有《夏國史》,這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西夏史書,遼時此書尚存,元人修夏國傳時不知是否參考。

  修《金史·西夏傳》時,提及了一部重要的西夏史書《西夏世次》!督鹗贰は膰鴤髻潯吩唬骸跋闹f矣,其臣羅世昌譜敘《世次》稱,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薄段飨氖来巍(又叫《西夏國譜》)是一部西夏人編修的西夏史籍,內(nèi)容二十卷,以敘夏國帝王世次為主,很可能是一部漢文著作!段飨臅肪3《羅世昌傳》載:“羅世昌者,金承安二年、夏天慶四年(1197)八月官宣德郎,同武節(jié)大夫折移俊入賀天壽節(jié)。泰和八年,夏應天嘉定三年(1208)三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同樞密使李元吉如金奏告。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1225)九月,金與夏國合議,定夏主稱弟,各用本國年號。時世昌進官南院宣徽使,同光祿大夫、吏部尚書李仲諤、中書省左司郎中李紹膺聘于金。世昌嘗述其國之譜敘世次,蓋亦當時文臣也!薄段飨臅隆肪42“宋正大二年、夏乾定三年冬十月”條載:“南院宣徽使羅世昌罷。世昌自奉使回,見金勢日蹙,每言金援不足恃,勸德旺為自強計。及納赤臘喝翔昆,力諫不從,遂乞休,三請方許之。世昌,世屬銀州鄉(xiāng)里,已破,流寓龍州,知國且亡,譜《夏國世次》二十卷藏之。”《西夏世次》由于是夏人所編,其史料的可靠性要遠勝他史,惜其不傳于今。

  元人修宋、遼、金三史夏國傳,除參考當時官府所藏的漢文西夏史籍外,在袁桷的建議下,還發(fā)動所有編史人員訪求散落民間的西夏史籍。袁桷,字伯長,薦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是宋、遼、金三史的重要編修人員之一。在其《清容居士集》卷41《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袁桷開列了一個書單,書單中羅列了他訪求到的九部書的書名,明確記載西夏事的書有兩部,即《趙元昊西夏事實》和《西夏事宜》。這兩部西夏書歷代公私目錄均未見著錄,作為修史書的重要參考文獻,兩書的內(nèi)容或許已散入到三史夏國傳中了。

  三史夏國傳,算是元朝史官對西夏國史的總結,但這個總結留下了遺憾實在太多了。

  三、元朝史家的西夏史觀

  1227年,即宋寶慶三年、夏乾定四年,內(nèi)憂外患集于一身的西夏國終于壽終正寢。西夏國史,若從唐末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割據(jù)政權算起,其立國時間為347年左右(約881—1227),歷時近三個半世紀;若從李元昊正式稱帝算起,至末主目見被蒙古所滅,首尾有190年左右(1038—1227)歷世近兩個世紀。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封建政權,一個與宋、遼、金三朝并存的封建政權,一個立國時間比遼、金更久的政權,在元朝修史中竟有意無意地被忽視了。史家在述及此現(xiàn)象時作了種種推測,有人認為是蒙元統(tǒng)治者“滅其國而并滅其中”④,有人認為“西夏建國二百余年,文獻無征,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制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冊流傳,翻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洇沒”。⑤有人認為,這是脫脫持“正統(tǒng)偏安之見,特以遼金與蒙古同類,故不欲列于宋史載記,以為增高己族之步。至于西夏,則視為無足輕重,與當時之高麗同類并觀”。⑥然而此幾種推測,均不能成為元朝不修西夏專史的確論。從前述史實來看,元人滅夏是實,滅其史則缺乏文獻佐證。相反,元人收集西夏史書則是有據(jù)可查,如斡札簀獻城,如耶律楚材收集圖籍,如李仲諤等獻圖籍。況入仕元朝的西夏遺臣中有位叫多爾濟的,他是西夏國史家,手中不可能不掌有西夏史書。說“西夏用蕃書而不用漢文則典章制度概從洇沒者”亦論說乏力。西夏國自制的蕃書西夏文是西夏建國初期,仿漢字字形而創(chuàng)制出來的文字,它在西夏國境內(nèi)與漢字并存,西夏滅亡后,在西夏人流散的地區(qū)仍有使用,大約在元、明之際,至遲在明宣德以后,就再沒有人使用了。但在有元一代并非無人認讀,元朝收集了諸多的西夏圖籍,不僅西夏人可以解讀,就是當時許多元朝人如石天麟、察罕等,也是很精通其書其文。面對西夏圖籍,從文獻解讀的角度看,根本不存在任何翻譯理解上的困難。說脫脫持正統(tǒng)偏安之史觀也難以讓人信服。眾所周知,十至十三世紀的中國,有兩個三國鼎立時期,即北宋、遼、夏三國鼎立,南宋、金、夏三國鼎立,這一時期的中國歷史,是由宋、遼、金、夏四國共同創(chuàng)造的。研究比較遼、金、西夏史,可以看出其驚人的相似性,遼、金、西夏同是草原部落少數(shù)民族之一,三朝都實行全民皆兵制,軍隊都擅長騎戰(zhàn);國家職官制度的建立均仿唐宋之制;儒學大量傳入境內(nèi),并經(jīng)過與蕃學的曲折反復的斗爭,儒家思想最終都被接納為統(tǒng)治思想;國內(nèi)興建學校,以儒學經(jīng)典為研習的主要內(nèi)容;選官制度上,實行開科取士的辦法來選拔官吏。這一系列的現(xiàn)象表明,遼、金、西夏各朝人民,雖然民族不同,服飾各異,語言不同,但都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共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向前前進。就西夏而言,在對外關系上,雖然與宋、遼、金、元打打和和,和和打打,但它卻從無要入主中原、一統(tǒng)天下的野心,相反,在其國勢衰微之時,還興儒學,尊孔子,棄自己的蕃禮而不用,慕中華之禮儀以圖新。而遼、金、元不但建立了本族的政權,還有吞并天下之野心,故有遼勝宋、金勝遼,最后則是元滅金。人修史的角度看,遼、金、夏皆是已亡之國,特別是夏、金,更直接由元消滅。修史者能修金史、遼史,卻不修夏史,用正統(tǒng)偏安之說難以自圓其說。若論偏安,遼是偏安,金亦是偏安,都未曾統(tǒng)一全中國,為何獨厚遼、金而薄西夏呢?看來對于元人不修西夏專史的問題,傳統(tǒng)的看法似乎都不具有絕對的說服力。那么真實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在此我們拋磚引玉,略陳管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般來說,封建王朝在編修史書時都有這樣一個不便言明的目的在內(nèi),即采用不同體例,運用一切手法,把有利于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的事情,把有利于統(tǒng)治階級尊嚴的事情記載下來,以便為新的官僚階層借鑒。在這樣一種目的的驅(qū)動下,中國封建史官對于歷史遺產(chǎn)和記事寫史,往往很注意其借鑒和垂訓的作用,以史為鑒成了一個重要的史學傳統(tǒng)。元順帝編修宋、遼、金三史也秉承這樣的原則,《遼史·修三史詔》中,元順帝明確宣布:“這三國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鑒后世,做一代盛典!睘榇_保三史的修纂按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進行,順帝任命了總裁官作其代言人,給總裁官以修纂大權,《遼史·修三史詔》中明言:“纂修期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zhì)定是非,裁決可否!

  一旦政治開始關注史學,史家修史就不能不為政治所左右了。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史家往往以考論政治得失、勸善懲惡為己任,這就決定了他們修的史書中記錄的主要內(nèi)容是社會現(xiàn)實中實實在在的政治和人事。但是,由于政治的介入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史家的創(chuàng)造精神。由于不能得到國家政權的支持和認可,這些史家的修史計劃往往擱淺。有些史家雖歷經(jīng)千辛萬苦修成史書,最終也只能將它藏之名山、束之高閣。隨著中國歷史的演進,政治影響史家修史的力量越來越大。作為元朝的史家,面對西夏這樣一個曾與宋、遼、金三朝相抗衡的封建政權,如何在史書中給它定位,他們著實大動了一番腦筋。

  元人修西夏史時,手頭有大量的原始資料可供選擇。除了西夏人獻上的典籍之外,尚有許多奏表、實錄、函誥、律令等一并沒入元朝官府。面對紛繁的史料,究竟如何取舍,是秉筆直書,還是曲筆回護?元朝史家在修西夏史時可謂奇招屢出。

  首先在體例上,西夏被視為是偏安一隅的封建割據(jù)勢力,在史書中的位置自然不能同正統(tǒng)王朝的位置相提并論,于是宋、遼、金三史中,有關西夏的史料在講完了封建正統(tǒng)王朝的本紀、列傳、表、志之后,被放置在各史最后“野蠻民族”史部分來講述。然而,西夏又是一個不同尋常的“野蠻民族”,從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它曾與宋、遼、金三國分庭鼎立達190年(1038—1227)之久,若從它“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權算起,歷時更是長達347年(約881—1227)。在西夏全盛時期,其疆域方圓二萬余里,東盡黃河,西界玉關,南有祁連,北控大漠。西夏人,在特定的自然環(huán)境、歷史背景和社會條件下,創(chuàng)造出了極富特色的區(qū)域性民族文化——西夏文化。這一切都是無法回避的,這一切,不是普通的“野蠻民族”能創(chuàng)造出來的。于是,在宋、遼、金三史的“野蠻民族史”部分,西夏又被放在了最先述及的位置上,而且篇幅均最長。

  “擺正”位置之后,就要著手編寫它的歷史了。古來惟聞以直筆見誅,未聞以曲筆獲罪。元朝史官在編修西夏史時,便大量運用曲筆,或者以實為虛,或者以是為非,或者虛美諱飾,或者任意褒貶?v觀宋、遼、金三史的西夏傳部分,其史料內(nèi)容均大同小異。偶有突出之處,也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風土人情,西夏史的真相,就這樣被中國元朝的史學家們纂改得面目皆非了。

  元朝是修西夏史的最佳時期,既有史料上的保證,又有人員上的保證,然而元朝史家修西夏史給中國修史留下的卻是一個敗筆,這一點值得讓我們后人去深思。

  注釋:

 、偾鍏菑V成《西夏書事》,龔世俊、胡玉冰等校證,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②清周春《西夏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③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23,中國書店,1987年4月版。

 、苴w爾巽《西夏紀序》,羅矛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菘论繌搿段飨募o序》,羅矛昆校點,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拗煜W妗段飨氖芳肌,《說文月刊》,1943年第三卷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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