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關系與自由主義的“儉省治理”
編者按：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理論今年來在國內受到很大的關注，目前亦有不少譯介及評論文章。“朝圣山之思”網(wǎng)站當初起這個名字，與敬佩“朝圣山學社”的學術品格不無關系。惟因如此，介紹哈耶克成為我們義不容辭之任務。本站將陸續(xù)推出哈耶克研究方面的作品以飧讀者，敬請關注。（朝圣山BBS之哈耶克主題已收錄十余篇文章）
鄧正來“知與無知的知識觀”[1]一文，經過“對哈耶克從‘分立的個人知識’經‘知道如何’的默會知識再到‘無知’概念的轉換過程”的辨析和爬梳，“指出了哈耶克從‘知’意義上的主觀知識觀向‘無知’意義上的超驗知識觀的轉化”，“揭示出了哈耶克為回答那個關于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秩序間繁雜關系的‘哈耶克終身問題’而展開的社會理論建構過程”。這篇文章和“哈耶克社會理論的研究”[2]一文一起，表明除了從一種“意識形態(tài)”和經濟學的學科角度來理解哈耶克以外，還存在一種社會理論的理解路向。從鄧文的角度看，無論說哈耶克“為當代自由主義奠定一種知識論的基礎”，還是說他啟發(fā)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都不足以概括哈耶克的貢獻。
這里，我把哈耶克在論述知識問題上的幾重轉化，理解為對幾種“知識關系”的看法。在我看來，哈耶克所說的“分立的個人知識”，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知識關系，其實質是一個人不能完全占有他人的知識；哈耶克所說的“默會知識”，指的是人與他自己的知識的關系，其實質是一個人甚至對自己的知識也不能完全占有；哈耶克所說的“絕對無知”，則是個人與所謂“社會知識”的關系，其實質是個人不可能完全占有這種只能由“社會”整體上“知道”[3]的知識，如“傳統(tǒng)”。
按照鄧正來的解說，在這幾種知識關系中，哈耶克是從個人對社會知識的“無知”關系出發(fā)，才真正開始建構其社會理論的。“社會自生自發(fā)秩序不僅是由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發(fā)生互動形成的，而且更重要的還是由行動者與那些并不為他們所知……但卻直接影響他們行動的社會行為規(guī)則發(fā)生互動而構成的�！盵4]換句話說，哈耶克早期發(fā)現(xiàn)的是分立的個人知識與“市場”制度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即人與人之間在知識上的分立或分工，要求一個分散決策的市場制度來對這些知識進行有效的利用，[5]而中央計劃體制只會利用其中的很少一點知識，很多個人在特定時空下具備的知識被棄而不用，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和無效率；而他晚期發(fā)現(xiàn)的則是，由于個人對他人、對自己、對社會的知識的“無知”，他只能依賴某種“社會行動規(guī)則”才能行事，“行動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過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而把握他們在社會經濟世界中的行事方式的，并且是通過這種方式而在與其它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中維續(xù)和擴展社會秩序的，因為在哈耶克看來，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把我們從這樣一種麻煩中解救了出來，即在某些問題每次發(fā)生時都對它們進行思考的那種麻煩’”。[6]也就是說，遵循社會行動規(guī)則有助于我們“儉省”地行事，哪怕我們不知道這些規(guī)則的存在理由，甚至對遵循它的后果不能確定時也只能如此，因為如果每件事都要“先知而后行”，我們將寸步難行，況且有些知識從其性質上根本就是我們無法完全、確切地知道的。
福柯在談到自由主義的時候，把它描述為一種尋求“儉省的治理方式”的治理理性�！白杂芍髁x是被當作一種將治理運作理性化的原則和方法來分析的，這種理性化遵循經濟最大化的內在邏輯，這也是它的特殊性所在�！盵7]并且這種最大化是“社會的最大化”，不是國家的最大化，它的檢驗標準一直是“市場”這種能夠最大化每個交易者效用的機制。但是，�？滤吹降淖杂芍髁x還是一種國家被要求采取的治理技術，或者一種站在社會立場批評國家“過度治理”的理由，而在哈耶克那里，自由主義已經演變?yōu)橐环N個人的自我技術，這種技術要求一個人對自己的行動進行“儉省”的治理，并告訴他，他只能依賴那些“社會行動規(guī)則”才能做到這一點；另一方面，社會行動規(guī)則也在人對自己行為的這種“儉省”的治理中得到了檢驗和發(fā)展，那些經得起競爭、進化和選擇的行動規(guī)則保存下來，進而形成所謂“自生自發(fā)的秩序”。這里自由的含義是，一個人不能被強制遵循某種規(guī)則，因為不這樣他自己的個人知識可能得不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