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從“執(zhí)行黑名單”邁向信用檔案

“行賄黑名單”、 “企業(yè)信用黑名單”、 “駕駛員黑名單”…….一夜之間，各種“黑名單” 仿佛梨樹開花一樣，遍地都是。這不，人民網12月14日又報道稱，針對每年高達250多萬件的執(zhí)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擬設立“執(zhí)行黑名單”并向全社會公布，讓故意賴債者成為“過街老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寸步難行。

設立“執(zhí)行黑名單”是一種無奈之舉，是在當事人自愿履行法院判決低，法院強制執(zhí)行工作量日漸加大之下的產物。據介紹，1993年，法院判決進入強制執(zhí)行程序的約占30%；1998年，則猛增至42%；2003年，又漲至52%。法院執(zhí)行的工作量越來越大。而在這種現狀的背后，則反映了社會誠信度的普遍降低。面對這種現狀，最高法院希望設立這么一個“執(zhí)行黑名單”系統(tǒng)，并希望通過這個系統(tǒng)與銀行征信系統(tǒng)的鏈接，并借助與工商登記、房地產管理、工程招投標管理、出入境管理、車輛管理等部門建立的聯動機制，最終形成一種執(zhí)行威懾機制，使被執(zhí)行人為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付出沉重代價。

從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qū)檢察院建立“行賄人資料庫”到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執(zhí)行黑名單”，反映了有關方面在打造誠信人格，重建誠信社會的一種探索和努力。這些探索和努力在實踐反映來看，是通過建立一定的制度的約束和懲罰不誠信行為，引導人們誠實守信、遵守諾言，有一定成效也是具有可行性。

但從各種“黑名單”的相繼出臺現狀來看，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一是各種名目的涉及信用方面“黑名單”太多、太濫，各行其是，使人們眼花繚亂，不利于整合各方面的資源，促進社會效率。二是一些“黑名單”實際上并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是一些部門自己在對其相對人設立義務，因而盡管有時他們的初衷也許是好的，但也會因其程序或實體上的瑕疵及法律依據不足，讓人質疑。然而，如果各種“黑名單”對不誠信的人沒有任何約束力和某種懲罰的話，這種所謂的名單也就沒有什么力度。如“執(zhí)行黑名單”本身并不對其他部門具有約束力，要使名單上的人在貸款、消費、注冊新公司、購買車輛、購地置產、承攬工程、經營貿易、出境上受到限制，取得成效，必須要得到銀行工商登記、房地產管理、工程招投標管理、出入境管理、車輛管理等部門的支持、配合和法律的允許。三是上各種“黑名單”的人大多是由設立“黑名單”的部門自己來決定，缺乏中立的聽證程序和不服記入“黑名單”的公正的申訴程序。上面幾個問題都會給我們重建誠信的努力打上折扣。

西方國家的信用檔案經驗對于今天我們重建誠信頗具價值，值得借鑒。西方的信用制度已經有150年的歷史，較為成熟，信用檔案已成為西方人的第二身份證。如美國在個人信用制度建設方面，不僅有完善的個人資信檔案登記機制、規(guī)范的個人評估機制、嚴密而靈敏的個人信用風險預警、管理及轉嫁系統(tǒng)，而且有完善的法律體系。

因此，我們有必要通過立法建立一種公民和企業(yè)的“信用檔案”，對公民和企業(yè)的納稅狀況、守法狀況、財務管理狀況等進行嚴格登記，準確地界定各種不誠信的表現，及對有這種行為的人今后在各種場合將會受到的限制（如嚴禁有不誠信記錄者擔任政府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的領導、管理人員等）。這種“信用檔案”必須有專門的部門管理，要求將某種行為作為不誠信的表現列入“信用檔案”的部門要事先提出申請，而相對人也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和不服進行申訴的權利。這樣才有利于整合所有的資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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