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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證人的角色――美國訴博伊德案點評
專家證人在司法過程中的角色因訴訟模式不同而有所差異，但簡單地說，其核心職能是以所謂“科學”權威的身份使判決獲得正當性。然而，作為判決正當性基礎的科學結論本身也存在正當化問題，當科學的權威性受到挑戰(zhàn)的時候，也就動搖了專家證詞的權威效力。這一現(xiàn)象決定，專家證人無論在查明事實中居于多么重要的地位，都不可能取代法官（或陪審團）對案情事實進行綜合判斷；科學權威更不可能取代司法權威而成為案件的最終裁判者。波斯納指出，司法判決具有權威不在于它們統(tǒng)帥著與科學家的共識相對應的律師們的共識，而在于它是從司法等級的上層傳達下來的。與普通人形成科學信仰時對理性權威的服從相比，與這種政治權威可對應的是等級上層所作的司法決定大致比下層法官對案件的決定更可能是正確的。高層法官的選擇更仔細（一般如此，當然不是每人皆然）上層法官的眼界更寬，此外上層法官還得益于下層法官對案件的思考和律師的額外訴訟摘要和論點。但這種上層正確的假設是無力的。并且即使所有上下層法官意見都一致，他們的決定也比一致的科學判斷少一些內(nèi)在的說服力，因為法官的方法比起科學家們的方法實在是太虛弱無力了。[1]
司法制度的等級結構以及包含在遵循前例原則中的對穩(wěn)定性的追求也許會在各種意義上促進“正義”：它使司法決定更可為普通大眾所接受，它減少了不確定性，但它阻卻了對真理的探索。于是，當證據(jù)、事實、科學意義上真理、及法律意義上的證實這些對于公正性和正當性至關重要的要素不斷受到挑戰(zhàn)而變得模棱兩可時，當價值多元和社會需求的多樣性和客觀真理的不確定性致使判決產(chǎn)生的過程成為判決結果正當性資源時，專家證言便有了獨特的價值，它使裁判建立在科學權威基礎之上從而至少獲得感覺上的正當性。
專家證人的這種角色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的不同階段而發(fā)生嬗變。在西方奴隸制度社會和歐洲封建社會，科學不發(fā)達，證明手段落后，法官在案情真?zhèn)尾幻鲿r通過人們最信服的神靈來判斷真相，實行神示證據(jù)制度，即由神意（或上帝之意）判斷案情，神誓、水審、火審、決斗、卜卦、抽簽等等，使審判獲得合法性�，F(xiàn)代科技發(fā)展了收集和審查證據(jù)的技術和方法，如形貌顯示與放大技術，組成與結構分析技術，法醫(yī)生物學技術，激光技術，計算機技術，等等；在證據(jù)種類方面，視聽資料，即錄音、錄像及計算機存儲的資料都被用來作為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的證據(jù)。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鑒定所涉及的科學已由原有的法醫(yī)學擴展到其他科學，如心理學、考古學、建筑學、化學、毒物學、遺傳學、社會學等等，僅化學就涉及到工程化學、生物化學、物理化學等分支學科。與此相適應，鑒定采用的手段、方法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先進，鑒定結果也越來越準確。如顯微分析法、DNA檢驗法、智商測定法，指紋鑒定可以彩激光、染色劑、激發(fā)能量和化學等方法。鑒定手段、方法的日益科學，降低了審判人員審查判斷的難度，如毒品含量、純度的鑒定，可采用顯色檢驗法、色譜法、分光光度法、顯微結晶實驗以及免疫分析技術，其中有的方法是憑借精密儀器進行的。這些發(fā)展使得鑒定結論等專家證言在現(xiàn)今查明案情中的意義越來越大。[2]于是，曾經(jīng)在某個時期，人們欣喜地看到，在大量案件中，科學家甚至成為實際的審判者，審判人員直接運用結論意見的數(shù)據(jù)就可以了。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F(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在增加證明手段的同時也增添了更多新型的證明對象，諸如智能型侵權和犯罪劇增（如計算機侵權和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交通、通訊及物理、化學、生物學及生態(tài)學原理作案）、因發(fā)展和利用高科技引起的侵權糾紛（如環(huán)境污染糾紛、高速運行的飛行器和運輸工具造成的侵權、醫(yī)療事故糾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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