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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抑或是決策主義
一、引言
中國之有憲法，從清末立憲開始，不過區(qū)區(qū)百年歷史。然而，回首這一百年，隨著政權或者政治路線的更迭，憲法也如走馬燈般一部接著一部，令人目不暇接；仿佛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而言，似乎一兩部憲法還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非得許多部憲法方能讓老大中國漸入西方傳來的憲政之道。
然則，中國為什么需要憲法？或者問，中國為什么要制憲？也許這個問題過于宏大，我們不妨以20世紀中葉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為例，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中國至今短短55年的歷程，出現(xiàn)了四部憲法。[3]根據(jù)通說，由于政權沒有發(fā)生更迭，因而只有第一部憲法也就是1954年憲法屬于“憲法制定”的范疇，而后三部憲法只是憲法修改的結果。那么，我們現(xiàn)在可以將問題的中心集中于1954年憲法的制定上。
二、1954年憲法的制定權分析
為什么要制定1954年憲法？首先看這部憲法本身是如何宣示其制定權的正當性的，語在憲法序言的第三段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莊嚴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個憲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又是《共同綱領》的發(fā)展。這個憲法鞏固了我國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政治上、經(jīng)濟上的新勝利，并且反映了國家在過渡時期的根本要求和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愿望�！�
此段話共由三句話構成，我們逐句分析。
首先，1954年憲法是由普選產(chǎn)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全國人民通過其代表莊嚴地行使了制憲權，因此，這部憲法是制憲權主體行使其制憲權的成果，具有完全的正當性。這種邏輯顯然來自西方制憲權理論中的主要觀點：人民是制憲權主體。作為西方制憲權理論的開創(chuàng)者，西耶斯在其《第三等級是什么？》一書中寫道：
“在所有自由國家中-所有的國家均應當自由，結束有關憲法的種種分歧的方法只有一種。那就要求助于國民自己，而不是求助于那些顯貴。如果我們沒有憲法，那就必須制定一部：唯有國民擁有制憲權。……國民不僅不受制于憲法，而且不能受制于憲法，也不應受制于憲法，這仍無異于說它不受制于憲法�！盵4]
但是，西耶斯將制憲權建筑于“國民主權”之上，是以“國民自由”為前提的。也就是說，西耶斯的制憲權理論是以古典自由主義為根基的，這種根基源于古典自由主義的幾個基本預設：第一，個人的自成目的性�！熬唧w的人作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質上是同另一些這種特殊性相關的，所以每一個特殊的人都是通過他人的中介，同時也無條件的通過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滿足”。[5]近代以來，由于自然科學的突破式進展，基督教世界觀崩潰，目的論式的人被置換為因果論式的人。在古典人性圖景上，人們努力朝著上帝預先設定的完善的人（在中國被稱為君子）前進，使人的真正本性成熟起來；而在近代的人的觀念是以對人的特性的考察和對決定或影響人的行為的因果律的研究為基礎的，這種觀念認為人性不是由上帝設定的，而是由人的能動性決定的，因而人的本性回歸了人本身，而不是指向上帝。[6]這樣人取代了上帝，成為這個世界的“主體”，成為一切價值的終極目標。第二，每個人具有某些與生俱來的、不可讓渡的自然權利。這顯然繼受了近代以來的思想家諸如霍布斯、洛克、盧梭以及康德的自然權利論。在國家和社會形成之前，人們處于“自然狀態(tài)”[7]中，每個人都是原子式的個人，每個人都具有自我保存的傾向，享有某些來自于上帝或者上天賦予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被剝奪，他也就喪失了作為人的根基。第三，統(tǒng)治者由于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而得到他正當?shù)臋嗔�，也就是把國家或政府的正當性奠基在被統(tǒng)治者的志愿同意上。這即是著名的契約論。這種理論把政府視為只是一個受托者，它的權力及權利是由托付人所授予的。作為單個的人，由于處于自然狀態(tài)中，生存條件惡劣，為了防止相互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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