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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新儒家對儒學宗教性問題的反思
面對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戰(zhàn)和某些傳教士直至黑格爾（Hegel ） 以來西方學界視儒學為一般世俗倫理的誤導，當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人物，無不重視儒學內(nèi)部所蘊涵的宗教精神的開掘。從一定意義上說， 20世紀儒學的一個重要的面相是通過討論儒學的宗教性問題，一方面 與西方精神資源相溝通并對話，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對于先秦、宋明 儒學等五經(jīng)傳統(tǒng)、四書傳統(tǒng)的認識。揚棄清世漢學，經(jīng)受五四洗汰之 后，始有當代新儒家重新省視東亞精神文明及其價值內(nèi)核。儒學是一 種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學問。儒學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 性的問題，不僅涉及到對“宗教”的界定和對宗教的價值評價，而且 涉及到對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的界定與評價。只有超越“絕對他者”的 一元神宗教的界定方式，只有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的寡頭人文主義 的“啟蒙心態(tài)”，才能真正理解“儒學是什么”、“儒家的特質(zhì)是什 么”和“儒學精髓與精義是什么”的問題。對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 教性功能的討論，只是這場討論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關(guān)于 儒家道德實踐、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據(jù)的發(fā)掘和發(fā)揮。因 此，圍繞此一問題而展開的“性與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內(nèi) 在”、“兩行之理”、“自我轉(zhuǎn)化”等方面的討論，成為當代儒學的中心與重心。本文擬通過對唐君毅、牟宗三、杜維明、劉述先四人關(guān)于道德宗教意蘊的研究，展示當代新儒家這一方面的重大貢獻，及其給下一世紀中國精神之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多重啟示。
一 概述
本世紀曾不斷發(fā)生過儒學究竟是不是哲學或是不是宗教的懷疑與爭論，原因蓋在于人們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學或一元宗教作為唯一參照 來評釋東方儒家思想。世紀初，唯科學主義盛行，“宗教”在中國近乎成了貶詞，與“迷信”打上等號。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胡適 以進化論、生存競爭學說的信仰代宗教；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重 佛法而不忍以佛法與宗教等量齊觀；歐陽竟無亦說“佛法非哲學非宗 教”。唯有處在廣州、香港中西文化接觸地帶的康南海、陳煥章師徒， 面對基督教勢力的擴張，欲化儒家為儒教（孔教），但他們有太強的政治功利心，且對宗教的精神價值并無深層理解。
我國知識精英出于救亡圖存、求富求強的心結(jié)，幾幾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啟蒙理性，并使之變成20世紀中國的強勢意識形態(tài)。這就包括了對宗教的貶斥，以及人類中心主義、科學至上，乃至以平面 化的科學、民主的尺度去衡量前現(xiàn)代文明中無比豐富的宗教、神話、 藝術(shù)、哲學、民俗等等。其解釋學框架是單線進化論，如孔德（A.Comte） 的“神學——形上學——科學”的三段論，特別是已成為我們幾代人 心靈積習的“進步——落后”的二分法。其“成見”“前識”正是以 “排斥性”為特征的（排斥宗教、自然等）寡頭的人文主義。
當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雖承認宗教，特別是佛法有較高價值，但也受到強勢科學主義氛圍的影響。故梁氏一面 認為佛法能滿足宗教的兩個條件——神秘與超絕，是真宗教，另一方 面又認為宗教是未來人類的人生路向，當今卻應力加排斥。梁氏肯定 西方科學與宗教有不解之緣，著力討論中國文化何以沒有產(chǎn)生科學與 民主的原因。熊氏則力辯儒學不是宗教，嚴格劃清儒學與宗教、儒學 與佛學的界限，批評佛教反科學，強調(diào)儒學中包含有科學、民主等等。 蓋因為他們面對的、需要回答的問題是：西學最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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