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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行為模型與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基礎
官僚行為模型與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基礎毛壽龍最近兩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一是如何反腐敗，重點是討論如何通過制度變革，縮小腐敗空間；二是增加公務員工資，三年公務員工資翻番。兩者結合在一起就是“高薪養(yǎng)廉”。于是話題轉化為“高薪是否能夠養(yǎng)廉”。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這一話題與官僚行為模型有關，也與高薪養(yǎng)廉的制度基礎的分析有關。為了避免誤解，需要注意，這里所說的官僚是中性的，不具有任何貶義。
制度分析學者的官僚行為模型認為，官僚行為除了私利的驅動之外，也受社會公共利益的驅動。根據這一模型，結合高薪養(yǎng)廉的話題，我們可以看到，在收入固定的條件下，官僚如果考慮私人利益甚于考慮公共利益，制度上腐敗空間又較大，腐敗凈收益很高，那么即使擁有一定的高收入，官僚腐敗的可能性還是很大，因為公職人員薪金再高，也不可能高得超過腐敗收入。關鍵在于如何在制度上使官僚在考慮私人利益的時候也考慮公共利益。
要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但是有一些因素可以使官僚的行為傾向于多考慮公共利益：
第一個因素，官僚家庭的所在地在還是不在其服務區(qū)域內，這對官僚行為就有很大的影響。如果在，那么官僚及其家人本身就是其公共服務的消費者，也是公共利益的組成部分。這使得官僚通過家人以及自己的公共生活實踐體驗其服務質量，從而使其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聯系在一起，官僚行為就會傾向于多考慮公共利益。因為這樣做，官僚的家庭也分享了其公共服務的社會凈收益。
不僅如此，由于官僚生活在本地，其生活費用與當地的物價和消費水平聯系在一起，其薪金是高還是低，評價不會與其服務區(qū)域的社會評價相差太遠。與此相反，如果官僚在一個地方如鄉(xiāng)下為官，而家庭在城里生活，家在首都而身在地方為官，那么官僚及其家人本身就不是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者，其消費水平遠遠高于其所服務的區(qū)域，官僚行為就很可能傾向于犧牲公共利益，而非法牟取腐敗收益，以提高收入，支撐比較昂貴的家庭生活。
第二個因素，公共服務和官僚任職的競爭性以及薪金高低評價和決定權的配置，對其行為有很大的影響。根據制度分析學者的研究，競爭性的市場對于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è)產生了強大的選擇性的壓力，迫使企業(yè)在考慮私人利潤最大化的同時考慮其社會利益，為消費者服務，但是集權的官僚制度卻沒有類似的選擇程序，消費者往往只能接受官僚的公共服務而別無選擇。這時，通過制度變革，增加公共服務領域的開放性和競爭性，任何公共部門都不能壟斷任何公共服務；官僚的職位也是高度競爭性的，并且是由該官僚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者（公民）選擇的，那么官僚將在考慮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時候不得不考慮公共凈收益的最大化，其腐敗的激勵就受到了控制。
至于是高薪還是低薪，任何判斷都是主觀的。關鍵在于是誰有權進行判斷，并確定特定官僚的薪金水平。在這里，美國人不適合判斷中國官僚薪金的高低，因為美國人的收入普遍高于中國人，很容易看低了；外地人不適合于判斷當地官僚薪金的高低，城里人不適合于判斷鄉(xiāng)下官僚薪金的高低，反之亦然。因為人們都是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評價薪金高低的，而不同地方的生活體驗顯然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是高的評價還是低的評價，實際上都是高度主觀的，不適合于特定地方的情況。
最有權利評價薪金是高還是低的，有兩種人：
一是官僚所生產的公共服務的消費者，他們出資購買公共服務，并消費公共服務，他們會根據自己的收入水平來確定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評價官僚的業(yè)績，并以此來評價官僚的薪金是高了還是低了。
二是官僚本人，作為公共服務的生產者，即使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的官僚，也需要考慮個人收入。一般來說，官僚也傾向于個人收益最大化，如何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官僚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過改善自己的素質，增加對高薪職位的競爭能力；通過增加服務數量，改善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來保住自己的高薪職位，并向更加高薪的職位提出挑戰(zhàn)。當然，腐敗也是一個增加收入的途徑，但是在消費者決定其去留和收入高低的制度環(huán)境里，官僚腐敗很容易被發(fā)現，腐敗風險很高，代價很大，腐敗的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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