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的雙旋結構[上]論文

自近代以來，儒家倫理的反思，成為中國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一道學術文化景觀。翻檢一下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文獻，可以發(fā)現(xiàn)在儒家倫理的構成與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相關性分析主題下面，浩如煙海般的研究成果。但是，就這種研究的結構分類來講，則并不是令人滿意的二元對詰式的論述：要么儒家倫理因為其道德理想主義有益于現(xiàn)代化，因此值得為之辯護。要么儒家倫理因為其倫理中心主義有礙于現(xiàn)代化，因此必須批判。辯護是捍衛(wèi)性的，批判是拒斥性的。但是，從儒家倫理的歷史構成與現(xiàn)實的可能影響而言，這種研究進路都是值得再檢討的。本文正是在意圖突破這種二元對詰思維的基礎上，對于儒家倫理的雙旋式結構［1］－－道德理想主義與倫理中心主義，在貫通的基點上進行分別的分析。從而將儒家倫理的內涵作適當?shù)姆指�，將其具有現(xiàn)代性的道德理想主義加以張揚，而對其從消極的一面影響古典中國歷史進程的倫理中心主義加以摒棄。

    一、兩種傾向

    這種分解，當然需要建立在對于儒家倫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礎上。這是因為，近代以來對于儒家倫理的分析，已經(jīng)形成了某種支配人們對待儒家思想的慣性思維。不清理這種慣性思維，就不足以促使人們形成合理看待儒家倫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進行這種清理，我們也無法走出以二元對詰的方法對待儒家倫理的方法困境，將儒家倫理的歷史內容完整地還給儒家。進而，在提供一個儒家倫理思想的完整圖象的基礎之上，來討論儒家的“現(xiàn)代”處境問題。

    自近代以來，儒家倫理的處境，可以說是一直處于一種雙面受敵的狀態(tài)之中。這里的近代以來，當然是一個歷史定位。它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三個階段來看。第一個階段是晚清，這一個階段中國處于與西方接觸的早期狀態(tài)。人們還習慣于在自己的文化視野中觀察了解與自己文化傳統(tǒng)不同的相異文化。因此，愿意引進現(xiàn)代西方倫理來審視儒家倫理的人士，還沒有將兩種倫理傳統(tǒng)對峙的思路。而意欲為儒家倫理辯護的人士，也還沒有一種將儒家倫理一定要抬舉到高于和優(yōu)于西方現(xiàn)代倫理的強烈愿望。即使在引進與拒斥之間發(fā)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時，也還只是在雙方的動機上做文章而已。這個時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說是康有為。他既為儒家倫理辯護，又著意引進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2］第二個階段是民國。這個階段是一個對峙儒家倫理與西方現(xiàn)代倫理的特殊時期。一方面，這種定勢的形成，是因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嚴重遲滯，使得中國人極度地焦慮起來。文化焦慮導致人們無法在中西倫理思想中尋找到兼綜兩者優(yōu)勢的契合點，而只能將兩者關系處理為或為優(yōu)點云集或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尋找中國現(xiàn)代化遲滯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層面的問題。所以，人們一定會在倫理思想的檢討上，陷入一個從思想觀念上否定傳統(tǒng)倫? 淼惱?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譚創(chuàng)?持饕濉鋇木車�。典范人武樛蕼\露佬�、鲁迅、�?省＃?］第三個階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年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即為了建立起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客觀上需要將本性上與任何傳統(tǒng)都對峙起來的馬克思主義［4］放到與以傳統(tǒng)倫理面目出現(xiàn)的儒家倫理的對立面上去。于是，對于儒家倫理的嚴峻批判與徹底否定，就勢不可免。即使愿意對儒家倫理表示某種親合的人士，到后來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思想立場，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隊伍當中。典范人物就是馮友蘭。［5］

    這里所說的雙面受敵，則是指儒家既要對付來自單純的夸獎帶給它的不實之譽，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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