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庫柏的自然意識與民族文學(xué)型構(gòu)

    論庫柏的自然意識與民族文學(xué)型構(gòu)

袁先來

內(nèi)容摘要:庫柏在對新教觀念的消化、移植和變異基礎(chǔ)上,把自己的寫作與嶄新的社會秩序建構(gòu)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其扎根荒野生活的自然意識及西部邊疆意識,一方面對東部的新英格蘭乃至歐洲傳統(tǒng)提出了挑戰(zhàn),以應(yīng)對難以容忍的個人與社會、制度和家庭等束縛人的機制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建立了一個新神話世界和創(chuàng)造一種引起新人希望的“美國夢”,并為確立民族文化和文學(xué)的合法性奠定基礎(chǔ)。這一分裂意識與矛盾特征及其相應(yīng)的心理安全閥作用機制對20世紀美國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持續(xù)的影響。

     關(guān)鍵詞:庫柏　荒野與自然　西部神話　民族意識

    作者簡介:袁先來,文學(xué)博士,東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講師,主要研究西方文論與美國文學(xué)。該文為本人所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盎格魯———新教與早期美國文學(xué)經(jīng)典中的文化建構(gòu)機制”【項目編號: 09cww010】的階段性成果。

    Title:On the Configuration ofNationalLiterature in Cooper’sNature ConceptAbstract:Cooper, based on his digestion, migration and mutation of the Protestant concep,tcombines hiswriting closelywith the construction ofa new socialorder. Hisnatural consciousnessandWestern frontier awareness challenge the tradition ofNew England and Europe in order tocopewith the intolerable conflict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stitution and constraining sys-tem like family on the one hand, and build a new legendaryworld, creating a promising“Ameri-can Dream”, and establishing the legitimacy ofnationalculture and literary foundation on the oth-er. This split consciousness, contradic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sychologicalsafety valvemechanism have a sustained impacton the 20th centuryAmerican literature.

    Key words:Cooper　wilderness and nature　Westernmyth　national consciousnessAuthor:Yuan X ianlaiis lecturer at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He retains an active interest in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yuanxl168@ nenu. edu. cn在北美新大陸殖民地時期,新教神學(xué)文化固然占據(jù)新大陸神話的核心,但是這一文化不是來自歐洲文化的重演。畢竟殖民地文學(xué)以對新大陸自然世界的神圣展望作為重要的文學(xué)主題,這一“自然”不完全是指大自然,這個時期的自然觀念成了一個矛盾的綜合體。這個“自然”既有現(xiàn)實意義又是一種人們的情感寄托物,最關(guān)鍵的是與歐洲舊世界相對立的位置感的訴求,同時也有了自然人性、自然規(guī)律、自然狀態(tài)等因素。對自然本身的關(guān)注持續(xù)影響到后來的美國文學(xué),大量以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為對象的作品,多以追求回歸自然和人的自然本性的精神世界為旨趣。而在美國建國初期,最為典型的代表則是早期先驅(qū)作家詹姆士·菲尼莫·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其最引人注目的作品莫過于“皮襪子故事集”(the LeatherstockingTales),以納蒂·班波(Natty Bumppo)一生為脈絡(luò),以1740至1804年間即美國建國前后不斷向西部邊疆開拓歷史為背景,構(gòu)成了美國早期先民的散文史詩,同樣也成為美國后來自然文學(xué)或曰生態(tài)文學(xué)的先聲。本文嘗試分析庫柏的自然意識的多重內(nèi)在特征,并進而管窺這一意識對美國未來文學(xué)的影響。

    眾所周知,早期移居北美的新教徒,其主要動機之一是擺脫本國的宗教迫害,尋求實踐自己宗教信仰的理想場所。用馬薩諸塞殖民地總督溫斯羅普(JohnW inthrop, 1588-1649)的話來說,就是實現(xiàn)建立“山巔之城”的崇高理想。然而殖民者卻被最初所看見的荒涼、人跡稀少的林地覆蓋的荒野世界所驚駭(Baym, Vo.l A: 168-169),對于18世紀以前的英格蘭人而言,這茂密的、未被開墾的荒野林地,如同莎士比亞筆下的亞登森林,“有憂郁樹枝陰影的遮蓋,乃難以進入的荒涼之地”,意味著原始與危險、野蠻與荒蕪,而未來的新英格蘭卻要建立在這一到處是野獸與野人、處處是林地與灌木叢的恐怖、荒涼原野之上。不過,對于17世紀乃至18世紀初的新英格蘭新教徒來說,“荒野”(W ilderness)不僅僅是地理意義的荒地———正如萊海伊大學(xué)教授萊德所形容的,是“一片荒野,這片無根的荒野富饒而又充滿了危險,遼闊而又神秘,富有挑戰(zhàn)性而又令人卻步”(Leder 2),更是信仰的避難所。面對這種希望所在成了真正的自然荒野形勢,在基督新教信仰傳統(tǒng)的環(huán)境里成長起來的人,便很自然地求助于上帝,希望從宗教信仰中獲得信心、希望和力量,以迎接創(chuàng)業(yè)之始最艱難的困境。

    為最終使之成為未來的理想舒適之所,便開始摧毀樹木,以使得被科頓·馬瑟(CottonMath-er, 1663-1728)稱為“凄涼的灌木叢”的地方“適合居住”,也如威廉·斯特雷奇(W illiamStrachey, 1572-1621)所稱:“但是它取悅于我們?nèi)蚀鹊纳系?把這塊可怕可惡的地方弄平,成為我們的安身之所和獲救之途”(轉(zhuǎn)引自卡門117)。18世紀中期特別是建國以后,對于迫使印地安人向西撤退、立穩(wěn)腳跟的新教徒而言,以波士頓為中心的新英格蘭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子民”在這無神和充滿敵意的世界中一個有秩序的前哨,而諸如西部尚未開發(fā)的紊亂之地,是魔鬼最后的堡壘。在庫柏小說中,以法官為代表的“文明的”中產(chǎn)階級又迫使下層階級向西進一步邁進,把新的希望目光投向西部“處女地”,期待著“天堂之光”的榮耀在西部荒野能夠從頭開始。

    廣袤的森林與自然荒野,在新教徒的宇宙觀中發(fā)揮了道德上的作用,原始生活的艱難困苦增強了早期新教徒身為上帝選民的信念。在庫柏之前的百余年間,新教徒關(guān)于“荒野”的概念不是從英格蘭帶來的,而是扎根在北美大陸荒野生活的真實經(jīng)歷中的概念。在18世紀以前的英格蘭文學(xué)傳統(tǒng)中,與實際經(jīng)驗相一致,始終把在森林荒野中生活者看做是野蠻之輩,在森林原野中生活者往往是違法占地者,窮困潦倒、固執(zhí)粗野。然而在新英格蘭,從17世紀殖民開始,就習(xí)慣把自然視為一種積極的宗教力量,強化了把自然荒野看作是對現(xiàn)實反思之地的觀念。從庫柏伊始,乃至整個19世紀包括愛倫·坡、愛默生、梭羅、惠特曼、杰克·倫敦等在內(nèi)作家筑就的浪漫世界里,以波士頓乃至新英格蘭地區(qū)的“人工環(huán)境”與荒野的自然狀態(tài)構(gòu)成了一種鮮明對比。在自然的荒野里可以自由發(fā)揮個人最原始的情感,個人的意志也不易受傳統(tǒng)神學(xué)觀念或倫理觀念的嚴格控制。班波在森林中以狩獵為生,與印第安人為伍,因兩次救過法官的女兒,法官企圖把他置于自己所代表的“文明”體系的保護之下,而121袁先來:論庫柏的自然意識與民族文學(xué)型構(gòu)班波卻厭惡這種所謂的“文明”而走向未開發(fā)的原始森林中,寧愿過起他所熱愛的隱逸生活;海斯特·白蘭和阿瑟·丁梅斯代爾到森林里去傾訴激情,商量逃出清教徒的波士頓的計劃;愛默生認為“在森林中,我們返歸理性與信仰”,梭羅執(zhí)斧隱居瓦爾登湖畔,去追求他們心目中的“大自然”的崇高真理;更多的超驗主義者們把森林看作“上帝的第一座廟宇”;《荒野的呼喚》中,布克品透人類社會的貪婪和兇殘,在原始返祖欲望的感召下做出抉擇,離棄文明世界,回歸荒野。莫里森的《寵兒》里,丹芙的林中密室就是她的私人領(lǐng)地,可以讓她的心靈從平時壓抑的生活中得以釋放,精神可以自由徜徉的地方,因此它又是一個避難所、伊甸園。不僅僅新教徒堅信在田野與森林中祈禱與在教堂中祈禱一樣靈驗,在當(dāng)代美國文學(xué)作品中也反復(fù)出現(xiàn)一些牧師選擇在林中空地布道。

    作家們?yōu)槭裁慈绱酥匾曌匀辉诰�神世界的作�?是否如詹姆斯·倫奎斯特所認為,當(dāng)時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中有一種“荒原崇拜”(Lundquist44)?筆者認為,這僅僅是原因之一,實際情況要復(fù)雜的多。首先,自然是反思與認同之所。從最初原始意義的情感角度來講,荒野不僅僅是蠻荒可怖之處,更是一個提供自省的隱秘之處,甚至具有安慰精神的意義。隨著荒野觀念的神圣化,到了18世紀后期,對荒野自然的欣賞轉(zhuǎn)化為一種宗教道德行為。而伴隨這種宗教思想的,是世俗化的精神訴求。走向荒野和自然的意識,隱伏著關(guān)于自由和自主的美國幻想的內(nèi)核,這就是為什么格拉夫說庫柏“抓住了形成于我們民族開初的內(nèi)心渴望,這種渴望由西部世界無窮無盡的可能性所激發(fā)”(Graff 155)。愛默生在“論自然”(Nature,1836)里評價班波形象對新美國形象的隱喻:“在林中,一個人把他的年齡拋出身外,就像蛇蛻皮一樣,不管他的年紀多大,他都是個孩童。在林中青春永駐”(Emerson 15)。對于愛默生本人而言,自然的追求更是一種人化自然即精神之追求,他宣稱在林中才能重新找到理智與信仰。因為在新英格蘭,森林與自然荒野在英格蘭的原有文學(xué)意象之外,又衍生出自由的象征,冒險的象征。D·H·勞倫斯在“論美國文學(xué)經(jīng)典”(Studies in ClassicAmerican Litera-ture, 1924)中評價庫柏,“‘皮襪子’系列故事創(chuàng)造了這種新關(guān)系的神話。而這神話往回追溯,從老年到金色的童年。這是真正的美國神話。它從古老伊始,在打著皺褶的老皮下掙扎。漸漸地,這層老皮蛻變了,新的皮膚生長出來。這就是美國的神話”(Lawrence 58)。那個使人返老還童、使人永葆青春的森林,愛默生稱之為“上帝的伊甸園”。正如羅德里克·納什所認為,“當(dāng)時的美國人尋求的是一種具有‘美國特征’的東西,一種足以將土里土氣的鄉(xiāng)巴佬轉(zhuǎn)變成驕傲而自信的城市人的東西……至少在一個方面,美國人感到了他們國家的與眾不同:即那種舊世界無法與之匹敵的荒野”(Buell 56),客觀環(huán)境在美國和舊世界之間劃出了一道明顯的界限,從而使否定歐洲遺產(chǎn),建立獨立民族傳統(tǒng)成為19世紀美國文化認同的方向。

    其次,這種認同又擺脫不了伊甸園神話認知模式的陰影。對于庫柏而言,他創(chuàng)造了美國自己的自然神話故事,然而仍然難以擺脫歐洲文化中伊甸園墮落故事的重演,正如路易斯·歐文斯所言:“可以把美國的殖民過程看做是永遠向西擴展尋找伊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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