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學科與走向田野:古代文學研究的兩種走勢-周秋良觀音故事與觀音信仰研究讀后感

跨越學科與走向田野:古代文學研究的兩種走勢——周秋良《觀音故事與觀音信仰研究》讀后

歐陽文風

    觀音信仰是我國民間乃至整個華人地區(qū)最為普遍的一種宗教信仰。對于這一重要的宗教現(xiàn)象或社會文化現(xiàn)象，歷來學界都非常關注，但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觀音文化的內(nèi)涵、觀音法門的表現(xiàn)形態(tài)、觀音思想的組成與主要特點、各種觀音靈驗故事、詩文創(chuàng)作與觀音信仰的關系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觀音形象等幾個方面，戲曲等俗文學對觀音信仰的形成所產(chǎn)生的影響，卻一直為論者所忽視。而其實，宋元以降，隨著觀音信仰的逐步世俗化，在戲曲等俗文學領域敘寫觀音的作品極其繁多，對觀音信仰的進一步普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只是這些材料大都散佚于民間或各種典籍之中，很難作整體的把握和考察。因此，如何從浩瀚、零散的俗文學中去發(fā)掘、整理關于觀音信仰的研究史料，從而提出新的觀點或命題，成為當前觀音信仰研究課題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周秋良博士的《觀音故事與觀音信仰研究———以俗文學為中心》(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以下簡稱《觀音故事》)，即是選擇俗文學特別是古代戲曲中的觀音故事為研究對象，從觀音本生故事和觀音應身故事兩個大的方面，對這一課題進行了系統(tǒng)而深入的探討。

    細察該著，具有以下兩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研究，顯示了非常開闊的研究視野。作者對一些重要問題的闡釋，均能將之置于多個學科門類的綜合審視之中，縱橫捭闔，游刃有余。比如第六章對送子觀音信仰的論述即是如此。作者首先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簡要分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濃郁的“重生”、“貴生”思想，詮釋了“求子”習俗的文化內(nèi)涵。然后又從歷史社會學的視角指出，由于長期處于封建男權(quán)制社會，婦女地位十分卑微，能否傳宗接代直接決定著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婦女更是有著非常迫切的生子的愿望。

    原本在中國民間就有很多生育神，那么，作為外來神的觀音又如何以送子的功能進入了中國文化，并且在中國民間形成了一種濃厚的觀音送子信仰呢?作者從《妙華蓮花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這一佛經(jīng)入手，指出在印度佛教中其實已有稱念觀音名號就能“求男得智慧之男，求女得瑞相之女”的說法，因此，佛教初入中土，求子心切的人們就將“送子”的功能附會到觀音身上。然后，作者不僅列舉了《冥報記》、《太平廣記》上記載的向觀音求子的大量靈驗故事說明了自己的這一觀點，而且還運用民俗學的理論，考察了全國各地形成的觀音送子信仰習俗。最后，作者把重點放在對戲曲、唱本等俗文學中的送子觀音的分析上，回到了文學或藝術(shù)學的老本行。這樣，在多維視角的立體觀照下，送子觀音信仰這一比較復雜的宗教問題就得到了清楚透徹的闡釋。其縱橫多學科之自在，研究視野之開闊，由此可見一斑。

    其二，發(fā)掘整理了不少富有價值的史料，充分做到了論從史出�！队^音故事》不但具有比較廣闊的視閾，而且還注重從史料的發(fā)掘整理上下功夫，清理�？绷艘恍┰�始的觀音文獻資料，盡可能做到論有所出，言能有據(jù)。比如對明刊本《香山記》、清抄本《海潮音》等劇本的校點，就可以說是補學界之闕如。這些古代刊本或抄本由于年代久遠，且又出自當時舞臺演出藝人之手，字跡非常潦草，一般研究者往往是望而卻步，作者以嚴謹執(zhí)著的治學態(tài)度，輾轉(zhuǎn)多處弄到了這些原始抄本，花了大量的時間認真點校整理(后作者在另一專著《觀音本生故事戲論疏》中首次公開發(fā)表了這些古代劇本，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極大興趣)。

    這些劇本的發(fā)掘，無疑很好地支撐了全書的論述。比如，通過對《香山記》劇本的整理，我們比較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化的觀音傳說———妙善故事在元明時期的傳播盛況，并從劇本所傳達出來的演出形態(tài)中形象地體察到了當時觀音信仰中那種注重觀音對于亡靈的普渡、超升功能的信仰實踐。而通過對《海潮音》劇本的整理和分析，則比較清晰地表明在戲曲演出中妙善傳說已經(jīng)成為一個故事劇，逐漸遠離了原有的宗教蘊含，作為普通的文學題材進入了藝術(shù)表現(xiàn)領域，這種變化是觀音信仰逐漸世俗化、平民化的一個很好的表征。簡單地說，兩個劇本，為我們考察觀音信仰中國化、世俗化的過程提供了典型的文本，讓我們的把握更加完整，認識更為清晰�！队^音故事》正是這樣通過對宋元以來戲曲、寶卷、唱本、小說中關于觀音本生故事和應身故事的相關作品和史料的全面收集整理，極大地彌補了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的不足。當然，因為作者深諳觀音信仰不僅體現(xiàn)在死的文字文獻之中，而且還更多地存活在各種民俗活動中，因此，作者還深入到全國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進行了比較多的關于觀音信仰的田野調(diào)查，拍下了大量珍貴的圖片，掌握了鮮活的第一手資料，這些圖片資料和既有的史料可以說達到了相互闡釋、相互對質(zhì)、相互深化的互文性表意效果，對整個研究工作來說，無疑是極有裨益的。

    《觀音故事》所體現(xiàn)出來的這兩個特點，引起了我們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的思考。

    首先，我們認為，古代文學研究一定要打破學科疆界，走跨學科研究之路。著名古代文學研究專家郭英德先生曾經(jīng)批判現(xiàn)在的古代文學研究呈現(xiàn)出越來越嚴重的“私人化”現(xiàn)象，“文學研究的外在視閾迅速地萎縮了，萎縮成一個小小的學術(shù)圈子的人們自玩自娛的精致的游戲……在‘畫地為牢’的學術(shù)圈子里經(jīng)營起一片‘壺中天地’、‘袖里乾坤’”。的確，我們的很多古代文學研究者長期只專注于一部作品或一種文體或某一斷代史的研究，拘泥于逼仄的知識視閾，滿足于做“專家”，而疏于去關注研究對象以外的理論和方法。這樣缺乏開闊宏大的學術(shù)視野和縱橫捭闔的宏觀思維，是很難做出有氣魄的學問來的。正如郭英德所說:“‘私人化’的學術(shù)研究導致日益狹隘的學術(shù)視野，日益淺薄的學術(shù)素養(yǎng)，日益僵化的學術(shù)思維，日益封閉的學術(shù)心理�！�(郭英德:《論古典文學研究的“私人化”傾向》，《文學評論》2000年第4期)那么，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私人化”現(xiàn)象呢?我們覺得，進行跨學科研究是一條可行之路，也就是說，除在所在的學科苦心經(jīng)營，以形成自己的根據(jù)地外，還必須以問題為線索，上下左右求索，漸次向相關學科輻射，連點成線，再由線構(gòu)成一個圓形的知識體系。陸貴山先生曾經(jīng)在一次演講中提出過“四個向度”的觀點，他認為，富有氣魄的學術(shù)研究應該從四個向度展開:橫向以求廣度，縱向以求深度，流向以求矢度，環(huán)向以求圓度。我覺得，這對古代文學研究來說，亦是具有某種方法論意義的。

    其次，古代文學研究必須既重視對古代文字典籍的整理、�？�，又注重田野調(diào)查，盡可能多地占有那些活著的資料�，F(xiàn)在，對古代典籍的整理已經(jīng)引起了學界的普遍重視，文獻學、校讎學已成為一門單獨的學科，國家還成立了專門的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和古籍整理委員會，負責古籍的整理出版與傳統(tǒng)文化的系統(tǒng)研究。但毋庸諱言的是，大部分古代文學研究者對田野調(diào)查這個環(huán)節(jié)還相對比較輕視，大多樂于在書齋里坐冷板凳、鉆故紙堆，而不屑于走出去閱讀民俗、閱讀那些歷經(jīng)千百年風雨仍然頑強地存活下來的物質(zhì)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這種研究理念，一方面，使得古代文學研究的空間愈來愈擠壓，而另一方面，大量跟古代文學密切相關的東西又因為沒能納入研究視野而逐漸流失。因此，僅僅固守書齋，忽視民間和田野，已經(jīng)成為影響當前古代文學發(fā)展的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當代著名學者楊義曾經(jīng)提出過做學問的五條途徑，曰眼學、耳學、手學、腳學、心學。所謂“眼學”就是要系統(tǒng)地閱讀與課題相關的書目資料，“耳學”是要多交流，“手學”是要勤做筆記，“腳學”則指的是要進行田野調(diào)查，“心學”是要超越表象，用心去感受、體驗研究對象。這“五學”并舉的治學之法，對時下古代文學研究來說是很有啟迪的，特別是其中“腳學”對田野調(diào)查的強調(diào)，尤有針對意義。楊義先生說，文學研究也要進行田野調(diào)查，到了現(xiàn)場，可以切身體會到文本產(chǎn)生的空間，作者生存的環(huán)境，同時，地方文人編撰的很多資料、書籍是書店、圖書館都沒有的，族譜、碑文、建筑風格等都會給人以啟發(fā)。如此言說，可謂切中了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之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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