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賢祠斷想

行走在歐洲國家的街道上，不時可見先賢的雕像，街道也往往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在德國，大學乃至大學宿舍樓也常冠以著名教授之名。如到巴黎，先賢祠（Le Phanteon）則是文人墨客必往憑吊的圣地，安放著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無數(shù)法蘭西民族的心靈人物。那與教堂同樣高聳的尖頂，暗示著個體生命失去宗教庇護之后，仍有可能不朽。 　　在歐洲國家，但凡民族的賢者死后進入先賢祠，這規(guī)矩已是法律慣例�？紤]到這一行為具有面向全民族的整體性，具有構筑共同體文化人格的統(tǒng)一作用，將其歸為廣義上的憲法慣例也不為過。問題是，怎樣一種內涵的憲法概念，能將一個遠離政治是非的精神場所劃入自己的領地。 　　理解一國之憲法，深入把握現(xiàn)實生活中整體行動的規(guī)則，相比直接閱讀憲法文本要復雜得多。而要回答一國整體行動究竟應具備哪些基本規(guī)則，從中理出頭緒，還得從文化開始。確切地說，先得跳出實證法學設定的學術藩籬，回到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憲法要從人開始，從受到特定的文化教育、熏陶和影響的人開始。 　　德國憲法（又稱基本法）有一個簡短序言�！拔业乱庵救嗣�，認識到對上帝與人類所負之責任，愿以聯(lián)合歐洲中一平等分子之地位貢獻世界和平，茲本制憲權力制定此基本法�！倍潭桃痪湓�，包含了三種人的形象，即上帝（宗教）人的形象、人民的形象以及世界人的形象。三種形象的形成及其在歷史進程中的相互沖突與協(xié)調，構成了現(xiàn)代憲法在歐陸發(fā)展進程中的文化前提。 　　德國憲法第一條第一款規(guī)定：“人之尊嚴不可侵犯�！闭劶白饑�，就不得不追溯到西方早期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tǒng)。正是因為“上帝與人的鏡像”論，上帝之下，眾生平等，為西方文化帶來普遍的平等原則。這一原則構成了人的尊嚴的神學基礎。然而，真正使人的尊嚴成為理性可思考的對象，則要歸功于康德以降的啟蒙傳統(tǒng)。康德將人從先驗哲學的高度定格在理性“目的”這一憲法最高原則之上：每個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這一現(xiàn)代批判哲學，為人將自身的理性審慎地和神意真理劃清界限，卻又受其引導的若離若即關系提供了可能。由此，上帝雖死，人民猶存。 　　很多德國公法學者卻并不這么認為，他們抱怨人的尊嚴條款簡直形同廢話，因為憲法法院根本無法適用，而現(xiàn)實中人們的尊嚴，何時何地又能不被侵犯或不受到侵犯威脅。此批評引發(fā)兩種不同學術研究方向的分歧�？�爾·施米特，站在古代與現(xiàn)代的分水嶺上，洞悉到現(xiàn)代政治哲學的困境。通過將神學引入政治思考，施米特揭示出了法律生活中人的形象的另一面，除了道德正確和理性規(guī)劃之外，人還需要敢于決斷，學會包容決斷產生的后果。當我們從秩序的邊界，也即決斷之處，觀察國家與世界，一國之整體行動的邏輯呈現(xiàn)出另外一種圖像。 　　魏瑪時期和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卡爾·施米特為基于無政府狀態(tài)下的國際社會中的德國構建了國際大空間理論，結果因被視為德國發(fā)動戰(zhàn)爭的根據(jù)而成為戰(zhàn)犯法庭審判他的一大罪狀。 　　然而，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卻沒能完全否定這樣的認知。為避免重蹈覆轍，一種以康德永久和平論為基調的聯(lián)合歐洲為一個共同體的努力堅持不懈。德國憲法中所提到的世界人的形象，有著清晰的基本輪廓，即以和平為主，決不能再以整個民族的生死做賭注。 　　三種形象的基本結構，雖然僅僅來自序言中的一句話，卻也足以令人窺得憲法全貌。這三種人的形象，在德國憲法中展現(xiàn)的毋寧是一種在康德道德哲學主導下的人之形象：他（她）敬畏神圣、崇尚和平、尊重權利以及仰仗一個法治政府主導下的社會福利國家。這個人的形象是憲法的一部分，甚至是憲法的精神所在。如果說，一部憲法目標在于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根本守則，什么樣的人的形象，決定了這部憲法以怎樣的方式和怎樣的行動能力決定現(xiàn)實政治生活。 　　在每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法背后，必然聳立著一個人的形象，如果這個形象不能反映本民族的歷史和當下的精神特征，如果這個形象是支離破碎的、內在精神沖突的，這樣一部憲法就有可能已經產生排異反應，甚至內含重大精神危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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