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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宜性-《道德情操論》讀后感
亞當·斯密，這位偉大的“經(jīng)濟學之父”給我們后世留下了兩部畢生之作。其中之一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在《國富論》里面，斯密從英國資產(chǎn)階級實踐中得到啟發(fā)，論述了“看不見的手”在經(jīng)濟中的作用，其中的基本假設便是“人是理性的，也或者說是自私的”。然而在另一本巨著中，斯密卻著重強調(diào)并闡述了人們之間的“同情”，這便是《道德情操論》。 單從這里看，斯密好像有點“自相矛盾”。因為，從一般角度來說，“同情”是對他人的行為、行動以及感覺而產(chǎn)生的“感覺”，而這種“感覺”更多的表現(xiàn)為“利他性”。這直接否定了《國富論》里關于“人是自私”的基本假設。然而這樣的理解卻有失偏頗。要弄明白這里的關系，必須理解斯密這兩部書的邏輯關系。其實，斯密最早著手寫的正是《道德情操論》，這本書大概經(jīng)歷過30多年的寫作，以及6次修訂，可謂是作者的“百年一劍”，因此可以肯定地說，《道德情操論》是斯密哲學體系的直接反映，是斯密真正的內(nèi)心思考。直到該書的最后一卷，當談論“法律和政治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們在不同社會時代所經(jīng)歷過的革命”時，指出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需要闡述“正義”，而且需要闡述“法律對象”，這才引出了《國富論》的相應章節(jié)。當然《國富論》并不是《道德情操論》的子篇，不過前者確在某些部分解釋了后者的相關提問，因此二者更是姊妹篇。 從寫作順序和邏輯上，我們比較概略地了解了二者的關系。那么實質上，二者真的不“自相矛盾”嗎？回答這個問題，關鍵是對“合宜性”的理解，以及斯密所說的“自私”到底有沒有限制。這里只談談我對《道德情操論》中的“合宜性”的理解。 舉一個例子來說說我對“合宜性”的理解，順便串聯(lián)一下《道德情操論》的各個章節(jié)。 這個例子對于80后的我們很是熟悉，那就是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我想說到這里，有很多人就會情不自禁地想到周式幽默的片段，并不禁一笑。這其實就是“合宜性”的體現(xiàn)。首先，作為導演與演員的周星馳，非得先能理解我們“笑”的感覺是對“無厘頭”的贊同，然后判斷電影的表演是否能達到應有效果，同時還要著重區(qū)分觀眾面對“惡人無厘頭”和“好人無厘頭”的不同感受，這樣才能在不同的人物塑造上產(chǎn)生不同的贊同。這就是第一卷闡述的問題“論行為的合宜性”。 我身邊的同齡人對這種“無厘頭”都是贊不絕口，更有甚者，認為周星馳推動了幽默電影的進程，這不僅僅是從一般的角度評價一位電影工作者，而是從更高的層面，關乎“正義”的評價，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該感謝周星馳。當然也有不同意見者，這些評論者包含兩類，一類認為周星馳的“無厘頭”沒有那么大的幽默，不過是電影的一種表現(xiàn)而已，這些評價不褒不貶；而另外也不乏認為周星馳的“無厘頭”對電影產(chǎn)生不利影響，這些評價卻是“懲罰”周星馳的。這正是第二卷“論優(yōu)缺點或報答與懲罰的對象”所說明的。 這些評價，無論如何，都是他人的外在評論。作為本人的周星馳，自己心中自會有一個標準，自然會冥想自己作品在觀眾眼里的感受，想必也會感覺到評論界的筆墨，這里的“標準”當是周星馳內(nèi)心的情感基礎，或者說“責任感”之類的東西。這正是第三卷“論評價我們自己的情感和行為的基礎及其責任感”。 說到底，觀眾是至上的。因此，所有評論也許都不及觀眾的笑聲更能說明問題。而這里的“笑聲”也就是觀眾在感官上的“效用”。這種“效用”直接影響觀眾的評論。“笑聲”大，則“效用”高，那么好的評論自然會有，反之亦然。這也是第四卷“論效用對贊同情感的影響”存在的必要性。 說到這里，似乎有個問題一直沒有解釋。那就是不同觀眾的“習慣”以及當時的時代“風氣”對“同情”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的問題。很顯然，80后和父輩經(jīng)歷的“時代風氣”不同，由此產(chǎn)生不同的“習慣”，這幾乎直接導致不同的評論，即不同的“同情”。這個問題的解釋自然在第五卷“習慣和風氣對有關道德贊同和不贊同情感的影響”中得到闡述。 對于以上問題的思考，似乎總是顯得孤立，因此斯密不得不思考什么是美德，以及美德相關的品質，這就是第六卷“論有關美德的品質”的緣由。 至于最后第七卷“論道德哲學的體系”。則從哲學的層面，總括了當時已有的關于道德的不同體系，這些體系各自不同，但也不乏互相影響參照。該卷更多的是從學理的角度完善。 說到這里，《道德情操論》的基本框架已然清晰。但是書中的概念，每每相近卻著實不同，短短隨筆斷不能表清，還需認真琢磨原書。 那么，到底《道德情操論》里的“同情”和《國富論》里的“自私”是否“自相矛盾”？僅以淺識，簡略闡述一番。 所謂“同情”，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理解，而是“感同身受”，也或者說是“合宜性”�！昂弦恕迸c否，當然有個“標準”。在《道德情操論》里，經(jīng)常出現(xiàn)“居住在內(nèi)心的人”一詞，我認為這個“人”的評判正是“標準”。而在《國富論》里，斯密常提到“看不見的手”，這個“手”指揮著經(jīng)濟生活中的個體，并且在《國富論》里，斯密并沒有直言“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只是后來的市場經(jīng)濟符合了“看不見的手”的規(guī)律，類似一個“必要條件”，但萬不可當成“充分條件”來理解。這樣說來，“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或者說內(nèi)涵，應該更加開闊深層。如果把“居住在內(nèi)心的人”和“看不見的手”兩者放在一個層面上理解，那么由前者派生的“合宜性”和由后者派生的“自私”也應該是一個層面。更進一步，如果“居住在內(nèi)心的人”和“看不見的手”不相矛盾，甚至說，二者是一致的，抑或二者內(nèi)涵相同，那么就更能接受斯密關于“同情”和“自私”的，貌似對立的，統(tǒng)一體系了。 以上皆是愚者淺識，有待對《國富論》的深入研究，進一步完善理解。但是兩部書的一致性還是不可否認的，敬請斯密泉下莫怪。【合宜性-《道德情操論》讀后感】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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