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自選集讀后感

去年出國前，接到好幾家出版社約稿，都是叫我從舊文中“隨便選選”，弄成一個本子，湊在某某“叢書”里。小子何德，竟蒙如此恩待，于是唯唯諾諾，馬上動手。先立一個或幾個主題，分若干小輯，這幾篇給甲社，那幾篇給乙社，五本“自選集”模樣的東西頃刻告成，眼前就浮現(xiàn)了它們將同時推出的壯觀場面，而且讀者若干，稿費幾何——這么一想，不免志得意滿，雖然有一件似乎不太穩(wěn)妥的事在腦子里一閃，也迅速掐滅了。

一年后拿到新書五本，略微一翻，才明白當初在腦子里一閃而過的是什么，絲毫高興不起來了：不少文章選重復(fù)了。其實，即使為了湊字數(shù)，也無須那樣猴急，抽掉幾篇，厚薄也相宜了�？傔�是過于自愛，希望自己的大作讓更多的人看到罷，但結(jié)果不僅對不起讀者，也害了自己的大作。

有一位朋友，每天早上對著鏡子自批臉頰四次（一邊兩次），這才“定定心心”開始一天的工作。我這篇文章，要談魯迅在1932年底編輯、次年3月由天馬書店出版的《自選集》，卻先說了一通自己的雞毛蒜皮事情，倒并非受這位朋友影響，實在只是想借這機會，談圖書出版與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一個現(xiàn)象。

中國現(xiàn)代高產(chǎn)作家，恐怕只有魯迅一人自覺按照編年方式整理著作，由此避免小說、散文、雜文作品重出于不同的單行本。這是作者之福，讀者之福。其他作家如周作人——更不要說當代的我輩——就很慘了，雖是“自編文集”，也繚亂不堪。筆者因為犯過這錯誤，所以悔愧至深。

不記得是竹內(nèi)好還是木山英雄曾經(jīng)說過，魯迅一生都在撰寫《魯迅全集》，意識是說，逐年編輯自己的作品的習(xí)慣，預(yù)先確定了他寫下的片言只語在未來的“全集”中的位置，而這也足以使《全集》之外任何自己或別人的選本，都無害其著作體系的完整性。

即使這樣，魯迅生前也只編了一本《自選集》，這就更要令當時和后來無數(shù)作者尤其是像我這樣半吊子的魯迅研究者慚愧得“汗不敢出”了。

講究書的版本形式，乃一切愛書寫書者的習(xí)性，但魯迅這方面似乎特別嚴格。他曾經(jīng)針對清修《四庫全書》而反復(fù)致慨于滿族統(tǒng)治者對漢人書籍精心的“謀殺”。對一些謀取暴利或達到別樣目的的“聚珍本”、“校注本”，他不僅指出校對乃至斷句上的錯誤，更不放過出版和編輯者隨意變亂古人著作版式的漫不經(jīng)心、甚或自以為高明的惡劣行為。新出版的圖書天地過窄，他也極其不滿，以至于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加以深究。在《魯迅全集》里，關(guān)于“書的還魂和再造”的現(xiàn)象的論述很多，但我們也注意到，魯迅談?wù)摪姹拘问酵�往意有他屬，不同于那些喜歡炫耀見識高卓或收藏宏富的博雅之士�？偟木�神，無非“樸實”、“認真”四字。

《魯迅自選集》選《野草》七篇、《吶喊》、《彷徨》各五篇、《朝花夕拾》三篇、《故事新編》兩篇，共二十二篇。因為魯迅生前只有這本《自選集》，“編選意圖”就特別引起學(xué)者們的興趣。張鐵榮先生在《中華讀書報》（2005年6月1日）上著文，對此多有論述。有一段話是這么說的：

“他僅僅從《吶喊》中選取了自己最滿意的5篇小說，作者自己并沒有把這兩篇‘聽將令’的代表作《藥》和《明天》選進去，這大概表明了他所說的‘聽將令’是一種自謙和托詞，也可以看出對這兩篇作品不甚滿意。如果沒有《魯迅自選集》的出版，我們就很難知道來自作者的這一心靈深處的信息。其次，關(guān)于從彷徨選取的5篇也應(yīng)該引起我們的重視，這里面刪去了《兄弟》、《孤獨者》和《祝福》很值得研究，起碼說明此時的魯迅已經(jīng)從兄弟失和的陰影中脫出，在心緒上也和彷徨時代完全不同了。當然從《故事新編》中只選取了兩篇就是《奔月》和《鑄劍》，這是最符合魯迅精神的作品，至于為何刪去了《補天》——就很值得對1933年的魯迅進行具體分析了�！�

《魯迅自選集》是魯迅應(yīng)天馬書店之請編選的，以魯迅對“選本”問題的敏感，他在這次的“自選動作”中參進一些特殊用意，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張鐵榮先生這一段話也過于坐實、過猶不及了。

魯迅在《自選集》的“序言”里說得明白，他接受邀請，編這本《自選集》，主要是同意出版者的說法，“能夠節(jié)省讀者的耗費”，至于“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知道的清楚”，他就并不贊同、而且因此感到“很難”了：“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出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格外高妙，配得上特別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太給人一種‘重壓之感’的文字，卻特地竭力抽掉了�！�

可見魯迅對自己的作品并無特別的軒輊，“最滿意”云云，恐怕要引起誤導(dǎo)的。魯迅判斷自己的作品的標準，并非只有一個。何況，這畢竟只是應(yīng)別人之請而編的方便一般讀者的權(quán)宜的集子，讓人家讀了有興趣，再去看他別的著作，就夠了。這可不同于他編《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二集》之類的選本，要承擔一種文學(xué)史的使命。至于“就將材料，寫法，略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太給人一種‘重壓之感’的文字，卻特地竭力抽掉了�！边@個用心確是有的，但我看也沒法因此就推測魯迅具體的意圖。

作家從自己的文字中挑選若干，勒為一集，可以叫“取出”。那些沒有入選的，也就是沒有入選而已，至多如魯迅所說，“竭力抽掉”罷了，但這不過是避免讓它們在篇幅有限的《自選集》里出現(xiàn)，并沒有“不甚滿意”的因素，更不能說“刪去”。魯迅對自己的作品的不滿是有的，但那并不是在比較自己的作品之后，滿意于此，而不滿于彼。否則，一本《自選集》出來之后，沒有入選的所有其他作品，豈不都要有可能被讀者疑心是魯迅自己“不甚滿意”、并不“最符合魯迅精神”，因而不得不大打折扣了嗎？

《魯迅自選集》沒選雜文，他還說，“夠得上勉強稱為創(chuàng)作的，在我，至今就只有這五種”。其實，這里的“創(chuàng)作”一詞，是魯迅故意借用別人的概念，并非他自己的想法，因為在他看來，雜文也是或者更是一種“創(chuàng)作”。如果我們偏信了他的話，是否就可以認為，魯迅在《自選集》里不選雜文，就是對雜文“不甚滿意”，要“刪去”了呢？斷乎不可。

肯定“選本”的重要性，又明白一切“選本”的局限，這才比較平實，似乎也更加“符合魯迅精神”吧。

據(jù)此，我們大概也可以明白，魯迅一生為什么只有一個《自選集》了。

周作人說魯迅有文字上的一種“潔癖”，這不僅是說他在創(chuàng)作的時候字斟句酌，決不含糊，馬虎，還包括原文于報刊上發(fā)表之后，在收入集子里時，又趁機大加修改。但我們千萬別誤會，以為魯迅的修改，是修改自己的觀點。決不是的。他的修改，差不多——我沒有詳細通盤的研究——只限于具體的而且極細微的字句。不知道這是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還是心理上的問題的表現(xiàn)，專門研究作家的變態(tài)或病態(tài)心理的學(xué)者們，應(yīng)該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以前讀孫玉石先生的《〈野草〉研究》的附錄，介紹魯迅怎樣在編輯《野草》時細心修改那些在我看來似乎并無必要修改的小地方，就已經(jīng)很納罕了。這次再看魯迅著作校勘專家劉運峰先生校注的《魯迅自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新版），僅僅對照“序言”，就有極大的震動。一篇標點符號在內(nèi)不到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魯迅后來將它收入《南腔北調(diào)集》，竟然修改了四十處之多，而且全是細小的字句方面的修改。文章最后的“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樓”，也要改成“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我以為，今天的讀者看這本有詳細校注的《魯迅自選集》，最大的收獲，恐怕還是看他怎樣瘋狂地改文章（手邊要有別的版本進行對照）。那是在電腦發(fā)明之前、大多數(shù)人還用毛筆一筆一劃寫文章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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